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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tobright 笔名:tobright 地区: 北京-海淀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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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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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波动其实根源于人性,对人性的理解和利用,是另一种赚钱的方法。就拿股市在荷兰诞生之后的这400年来说,人的贪婪和恐惧没有任何变化,都是看见跌就害怕、看见涨就蠢蠢欲动,过几年就一个轮回。这400年来的市场波动其实很简单,就是画两条PE区间线,低的时候是十倍甚至几倍的PE,高的时候30倍到60倍的PE,400年如一日,永远在这两条线之间波动。你掌握了这个规律,再加上足够的耐心,就可以赚大钱。400年的波动规律给机会让你发财,只不过每次高低会有一点不同。你在赚钱后卖了,再涨一些,都没关系。除非是神仙,不可能卖到最高点。你只要在高PE区间卖掉都对,然后就一个字“等”,当然这个等的时间是很长的,要耐得住寂寞。
总的来说,就是以投资的心态买入好公司股票。只想买的时候10倍PE,卖的时候也是10倍PE,但是如果到卖出那年公司业绩翻番了,那时候10倍PE卖我就赚一倍了。但是市场疯狂起来,也可能卖到30倍PE,结果就赚了五倍。我们很多投资都是这样,当初买的时候只要求不输,有分红就行,并没想着要赚多少,结果以这种心态买的股票往往都赚很多。因为卖的时候市场的平均PE变高了,热闹的牛市额外给了我们“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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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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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酒与污水定律
酒与污水定律是指把一匙酒倒进一桶污水,得到的是一桶污水;如果把一匙污水倒进一桶酒,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在任何组织里,几乎都存在几个难弄的人物,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把事情搞糟。最糟糕的是,他们像果箱里的烂苹果,如果不及时处理,它会迅速传染,把果箱里其他苹果也弄烂。
“烂苹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那惊人的破坏力。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一个混乱的部门可能会被吞没,而一个无德无才者能很快将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一盘散沙。组织系统往往是脆弱的,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妥协和容忍的基础上的,很容易被侵害、被毒化。
破坏者能力非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破坏总比建设容易。一个能工巧匠花费时日精心制作的陶瓷器,一头驴子一秒钟就能毁坏掉。如果一个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即使拥有再多的能工巧匠,也不会有多少像样的工作成果。如果你的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你应该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你无力这样做,就应该把它拴起来。
3、木桶定律
水桶定律是讲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这完全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可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
“水桶定律”与“酒与污水定律”不同,后者讨论的是组织中的破坏力量,“最短的木板”却是组织中有用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比其他部分差一些,你不能把它们当成烂苹果扔掉。强弱只是相对而言的,无法消除,问题在于你容忍这种弱点到什么程度,如果严重到成为阻碍工作的瓶颈,你就不得不有所动作。
4、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3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道:“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奖励他5座城邑。第三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1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帕里,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1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反应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赢家通吃.
对企业经营发展而言,马太效应告诉我们,要想在某一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头羊时,即便投资回报率相同,你也能更轻易地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而若没有实力迅速在某个领域做大,就要不停地寻找新的发展领域,才能保证获得较好的回报。
5、零和游戏原理
零和游戏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
20世纪,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一体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已”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
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面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要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合作者自己。
6、华盛顿合作规律
华盛顿合作规律说的是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多少有点类似于我们“三个和尚”的故事。
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在这种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甚至比1还要小。因为人不是静止物,而更像方向各异的能量,相互推动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
我们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对合作研究得并不多,最直观的反映就是,目前的大多数管理制度和行为都是致力于减少人力的无谓消耗,而非利用组织提高人的效能。换言之,不妨说管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每个人做得更好,而是避免内耗过多。
7、手表定理
手表定理是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当他同时拥有两只表时,却无法确定。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
手表定理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的管理,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甚至每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人同时指挥,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或这个人无所适从。
手表定理所指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每个人都不能同时选择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否则,你的行为将陷于混乱。
8、不值得定律
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表述是:不值得做的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这个定律再简单不过了,重要性却时时被人们忽视遗忘。不值得定律反映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是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往往会保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成功率低,而且即使成功,也不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
因此,对个人来说,应在多种可供选择的奋斗目标及价值观中挑选一种,然后为之奋斗。“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才可能激发我们的斗志,也可以心安理得。而对一个企业或组织来说,则要很好地分析员工的性格特性,合理分配工作,如让成就欲较强的职工单独或牵头完成具有一定风险和难度的工作,并在其完成时,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赞扬;让依附欲较强的职工,更多地参加到某个团体中共同工作;让权力欲较强的职工,担任一个与之能力相适应的主管。同时要加强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让员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这样才能激发职工的热情。
9、蘑菇定律
蘑菇管理是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段“蘑菇”的经历,这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尤其是当一切刚刚开始的时候,当几天“蘑菇”,能够消除我们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我们更加接近现实,看问题也更加实际。
一个组织,一般对新进的人员都是一视同仁,从起薪到工作都不会有大的差别。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蘑菇”的经历,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就象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所以,如何高效率地走过生命的这一段,从中尽可能汲取经验,成熟起来,并树立良好的值得信赖的个人形象,是每个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10、奥卡姆剃刀定律
12世纪,英国奥卡姆的威廉主张唯名论,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概念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他主张“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就是常说的“奥卡姆剃刀”。这把剃刀曾使很多人感到威胁,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威廉本人也因此受到迫害。然而,并未损害这把刀的锋利,相反,经过数百年的岁月,奥卡姆剃刀已被历史磨得越来越快,并早已超载原来狭窄的领域,而具有广泛、丰富、深刻的意义。
奥卡姆剃刀定律在企业管理中可进一步演化为简单与复杂定律: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这个定律要求,我们在处理事情时,要把握事情的主要实质,把握主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尤其要顺应自然,不要把事情人为地复杂化,这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浅论自由现金流量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利润没有考虑风险、没有考虑时间价值、有较大主观成分等局限性,人们越来越关注营业现金流量这一指标。但是,由于营业现金流量并非是在不影响企业正常发展情况下可分给股东的最大现金量,最近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便提出了“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 flow)这一新概念。为此,本文就自由现金流量的涵义和作用略加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自由现金流量的定义:西方主流观点比较
自由现金流量亦称袭击者现金流量、超额现金流量、多余现金流量、可分配现金流量、可自由使用的现金流量。其涵义究竟如何?西方学术界的认识不尽相同。
1.美国标准普尔认为,自由现金流量是税前利润减去资本性支出。其相应的计算公式是:自由现金流量=税前利润-资本性支出
2.美国金融家肯尼斯。汉克尔和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尤西。李凡特在他们合著的《现金流量与证券分析》一书中提出,自由现金流量是除了在库存、厂房、设备、长期股权等类似资产所需的投入外,企业能够产生的额外现金流量,并提出了计算自由现金流量的三个方法:(1)根据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自由现金流量=息税后盈余+折旧-资本性支出。(2)根据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自由现金流量=经营现金净流量-资本性支出+随意性资本支出。随意性资本支出即“资本支出中的随意部分但又不是企业增长所必需的那一组成部分”:“随意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公司的日常管理费用”。(3)根据现金来源和运用的平衡关系,自由现金流量=期末期初的现金增加额+支付的现金股利-通过举债收到的净现金-通过发行股票收到的净现金+随意性现金流出+随意性投资。
3.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布瑞德福特。康纳尔教授在《公司价值评估》一书中使用了“净现金流量”这一名称,并将其定义为由公司新创造的现金流入量减去公司所有的支出,包括在工厂、设备以及营运资本上的投资等所形成的净现金流量,这种净现金流量是可以分配给投资者的,是该公司的购买者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康纳尔教授在其分析的一个案例中提出了净现金流量的计算公式:净现金流=息税后盈余+递延税收增加额+折旧-营运资本增加额-资本性支出。
4.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商学院的P.S萨德沙纳姆教授在其所著的《兼并与收购》一书中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的定义是:投资现金流出的税后的运营现金流量净值称之为自由现金流量。运营现金的流入来自于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出是因为增加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投资。根据萨德沙纳姆教授的定义:自由现金流量=经营现金净流量-资本性支出-营运资本增加额。
以上四种解释和计算方法应该说各有千秋。
美国标准普尔的定义及计算方法非常简洁,但在运用中会出现较大的偏差。这个定义首先是没有考虑到利润与现金流量存在的差别;其次,这个定义没有考虑到折旧因素;最后这个定义没有考虑税收和递延税收的影响。
汉克尔和李凡特博士对自由现金流量进行的研究十分深入而详尽,他们注意到了折旧和税收的影响,并创造性地提出将随意性资本支出加回到自由现金流的计算中,这对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十分有利。在三种计算方法中:方法一也是使用了利润这一指标,这只是一个估计值;方法二、三是较精确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经营现金流的变化计算得出自由现金流量,其不足之处在于未考虑营运资本增加的资金需求。
康纳尔教授提出的定义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在计算中考虑到了折旧、营运资本增加的影响,其不足之处在于也是使用了息税后盈余(利润),其局限性同标准普尔的定义一样。康纳尔教授未能考虑到随意性资本支出,而这部分现金支出也是股东可以控制和使用的。这种计算方法得出的数值也是一个估计值,仅作为参考使用。
萨德沙纳姆教授提出的定义和计算是比较全面的,但他也未能发现随意性资本支出这一项目。
通过上述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几种主流定义的共同之处是希望能寻求一个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前提下,企业实际可以自由动用的资金概念。几种定义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基础依据是盈余(利润)还是经营现金净流量?(2)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是在税前还是税后?(3)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是否应该包括折旧?(4)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是否应扣除营运资本的增加投资部分?(5)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是否应该包括随意性资本支出?
二、自由现金流量的定义:本文的看法
笔者认为,自由现金流量应定义为在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由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现金净流量,减去资本性支出(如库存、厂房、设备等)和营运资本增加额的合理投资后,企业能够产生的额外现金流量。这部分现金流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自由支配的,可以全部用来分配红利或偿还债务而不影响企业的经营。其计算公式如下:
在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中,利润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包含有未实际收回的赊销款项,未能真实反映资金的实际情况,因此应该采用经营现金净流量作为计算依据,如果用利润作为计算基础应进行调整;税收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强制企业必须承担的部分支出,不是企业或股东可以自由控制的,因此在计算时应该将税收部分扣除,即在税后计算:企业的原材料价格会变动,物价水平也会波动,企业保持同样的经营水平所需要的营运资本数额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在计算自由现金流量时应该扣除营运资本的增加投入部分;折旧在计算利润时被扣除掉了,但实际上这部分资金并没有被支付出去,而是仍然留在企业内被企业所运用,所以自由现金流量应该包括折旧部分;随意性资本支出不是企业增长所必需的费用支出,指的是经营性现金流出的增长率超过销售成本增长率的那一部分,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公司的日常管理费用,这一部分也应属于企业本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提出这一点对于加强公司的治理、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盈利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所以自由现金流量应包括随意性资本支出。随意性资本支出表明企业的现金支出并没有与生产销售保持同步增长,通过汉克尔和李凡特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公司可以削减过量随意支付中的20%而不至于影响公司的发展。
三、自由现金流量指标的优点和作用
目前的会计报表中已经有了利润和经营现金净流量两个指标,再提出自由现金流量这一概念有什么作用呢?自由现金流量与利润、经营现金净流量两个指标相比较,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无风险性。利润的计算采用权责发生制,由于忽略了赊销款的回收风险,有夸大利润的可能。而自由现金流量采用收付实现制,避免了这一风险。
2.反映了资本的时间价值。由于利润在计算过程中采用历史成本原则,忽略了资本的时间价值。自由现金流量则考虑到了资本的连续运动过程,反映了资本的时间价值。
3.减少了主观影响。利润的计算会因折旧、各项摊销的会计计提方法不同而出现较大差异,容易受到人为操纵。自由现金流量反映了企业实际节余和可动用的资金,不受会计方法的影响。
4.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经营现金净流量未扣除资产更新和营运资本的增加投资,忽视了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折旧并不足以满足资产更新的资本需求的事实。自由现金流量则是以企业的长期稳定经营为前提,在计算时考虑了这两部分需求。
5.实用性。利润和经营现金净流量的大小并不是实际可分配给股东的现金数额,其反映的企业价值含有一定量的水分。自由现金流量则反映了股东实际上可能获得的最大红利数额,反映了企业对股东的真实价值。
6.信息综合性。利润反映在损益表中,经营现金净流量反映在现金流量表中,而自由现金流量则涵盖了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中的关键信息,比较综合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成效,这一点可以从下图中看出:
正因为自由现金流量与利润和经营现金净流量相比具有着许多的优点,所以它可以起到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衡量作用:
1.对股东和投资人而言,自由现金流量的数额等于股东或投资人实际上可能获得的最大红利,是投资收益的客观衡量依据,反映了企业的真实价值,消除了可能存在的水分。每股自由现金流量或据此计算的自由现金流量乘数是企业的价值评估的可靠依据,这对遏制我国资本市场上用操纵利润来操纵股票价格的违规行为有积极的作用。自由现金流量可以作为股东考核经理经营业绩的指标,自由现金流量不受会计方法的影响,也不受经理的调控,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状况。
2.对经营者而言,自由现金流量可以作为经营者判断财务健康状况的依据,当自由现金流量急剧下降之时,可能也就是财务危机即将来临之日。其次,自由现金流量可以作为经营者投资的判断依据,因为它是不影响正常经营情况下本企业可提供的投资额。自由现金流量还可以作为经营者判断销售及收现能力的依据,如销售增加而自由现金流量并未变化,说明销售的收现能力下降,存在大量赊销,增大了经营风险。
3.对债权人而言,可以通过自由现金流量考察企业的偿债能力。如果企业有稳定充足的自由现金流量,表明企业的还本付息能力较强、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此时提供贷款比较安全;如果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很低,甚至为零或负,表明企业的资金运转不顺畅,企业就只有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此时提供贷款就有较大的风险性。上海会计/郭强
航运业:央企的整合可能会带来好的机会
要点:
目前国家政策要求减少央企数量,且要求对航运业要国家绝对控股。另外在中国目前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也需要有世界级的航运企业,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在中远、中海、长航、中外运和招商轮船这五家央企里面会出现整合。从运力来看,目前中远的规模最大,中海次之,另外三家较小。我们分析三种可能的整合方案,并分析可能带来的相应机会。
航运央企简介:
目前国内主要有五家从事航运业的中央直属企业,分别是中远集团、中海集团、长航集团、中外运集团和招商集团下属的招商轮船。从运力规模来看,中远集团占五家总运力的55%,位列第一,中海集团位居第二,占比为25%,其余三家均不到10%。
从子行业的运力规模来看,目前油轮运力上中海、中远和招商分列前三,各自所占份额在20-33%,长航和中外运略小,所占份额不到10%,不过在“国油国运”的政策指引下,各家都在大力扩张船队,由于长航集团持有大量的订单,到2010年,基本上会形成中远和中海各自占27%,招商和长航各自占20%左右的格局;干散货来看,中远拥有全球最大、实力最强的干散货船队,占五家运力的68%,是绝对的领头羊,中海散货运力位居第二,占16%;集装箱来看,中海过去几年扩张迅速,目前规模超过中远,位列第一,占五家总运力的43%,中远占39%,中外运占据剩下的18%。
从旗下资产上市情况来看,目前中海集团的航运资产基本上全部实现上市,其中油轮和干散货资产在中海发展(
12.91,0.03,0.23%)(600026),集装箱资产在中海集运(2866.HK);长航集团的航运资产也已实现上市,油轮在南京水运(
10.49,0.16,1.55%)(600087),干散货在长航凤凰(
5.33,-0.21,-3.79%)(000520);招商集团的航运资产全部集中在招商轮船(601872)旗下;而中远集团只有集装箱实现了上市(中远控股:1919.HK),油轮和干散货资产尚未上市;中外运旗下上市公司(包括中外运股份:0598.HK和外运发展(
13.14,-0.29,-2.16%):600270)均以货代和物流为主,航运资产均未上市。各集团的简要情况如下:
中远集团成立于1961年,成立的初衷就是作为中国远洋运输的主要承担者。过去几年,集团主要发展干散货和集装箱,目前干散货运力居世界第一,集装箱运力排名世界第五,油轮运力排名世界第19位。另外,中远集团过去也发展了杂货和特种运输业务,并在国内市场占据垄断地位,主要资产在中远航运(
17.33,0.02,0.12%)(600428)下面。由于从一开始诞生就从事竞争激烈的远洋航运,中远集团整体的管理能力较强,且历史负担较小。
中海集团的成立是源于1997年上海、大连等地的海运局整合,所以根基是在沿海运输,目前占据中国沿海原油运输70%和电煤运输40%的份额。不过从成立后集团的发展重点一直在远洋集装箱和远洋油运,中海集运1997年刚刚成立,目前运力已位列全球第四、中国第一,规模上略大于中远;油轮船队目前也是中国最大,世界排名15。干散货业务而言,目前尚主要集中在沿海,最近公司开始积极介入远洋的干散货运输,与宝钢和首钢均签订了铁矿石运输的运量和运价协议。
长航集团源于1950年成立的长江区航运局,是我国内河最大的航运集团。作为老国企,长航集团的负担较重,过去的发展速度也不如中海和中远。近几年由于长江上竞争日趋激烈,且成长前景弱于海上,公司开始转变思路重点发展沿海和远洋运输,目前海上运输周转量已占60%以上,初步形成了以长江为基础,以江海联运为特色的格局。油轮业务而言,由于公司从2002年开始积极订船,当时船价较低,因此未来三年运力年复合增长将达到43%,占五家央企运力的份额将从目前的6%上升到2010年的19%;干散货来看,公司2006年实现了借壳上市,目前干散货资产基本全部在长航凤凰旗下,未来将依托原有的长江上大型钢铁企业客户来发展沿海和远洋的铁矿石运输。
中外运集团成立于1950年,业务以海、陆、空国际货运代理为主,对航运的发展动力不强。目前旗下有少量油轮、干散货和集装箱资产,其中油轮运力主要就是4艘单壳VLCC,从事远东-中国的油运业务;干散货包括远洋和沿海运输,运力约110万吨,主要船型是巴拿马型和灵便型;集装箱规模稍大,占五家合计运力的18%。
招商集团从事航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经过多年动荡,建国后招商集团一直在香港发展,在90年代初的时候航运业只剩下少量的干散货运输,后接收了香港董氏家族的油轮船队,开始从事远洋油运业务。招商的船队一直在国际上运营,目前为中国货主承运只占其油轮运量的30%和干散货运量的20%左右,整体而言管理能力较强,尤其是由于接收了董氏的管理能力,应该讲对远洋油轮市场的把握是这五家央企中最强的。
柯达中国失焦
文·骆轶航
对伊士曼柯达CEO彭安东(Antonio Perez)来说,发动一场新的攻势还来得及吗?还能奏效吗?
在持续亏损8个财季之后,柯达在去年第四季度终于扭亏为盈,但全年仍亏损6亿美元。2007年是柯达三年重组计划的最后收官之年。在过去的2年中,从柯达总部罗切斯特到遍布全球的众多卤化银和胶卷工厂被相继关闭或出售,一些业务被外包或卖掉,有3万人为此丢掉了工作。在支付预计将达36亿到38亿美元的全部重组费用后(超出当初34亿美元的预期),彭安东说,“柯达将变为一家依赖于单一盈利业务模式的‘小’公司”,专注于消费数码影像和商业图文影像两个领域。
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但对柯达持批评观点的人会问,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想到?2007年1月23日,柯达全球副总裁、北亚区主席兼总裁叶莺在回应《环球企业家》关于柯达转型数码的疑问时,“一言以蔽之”地解释了当下的状况:“若问我柯达转型是否会成功,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们深知,如果不转型,柯达将不可避免会走向灭亡。”
从1998年起,柯达就一直遭受传统胶卷业务萎缩的困扰,而中国市场则被视为可帮助其完成艰难蜕变和自我拯救的最后一块大陆。1998年3月,柯达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国感光业的“全行业合资协议”,当时的柯达CEO裴学德(George Fisher)曾经不无得意地说,挺进中国很可能是“柯达公司 25 年来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及至2003年,柯达与乐凯最终完成合资协议,黄色帝国的中国版图拼上了最后一块— 一个时代结束了。
按照通常逻辑,柯达已经做完了任何一部指导跨国公司在华生存的“红宝书”里所列举的正确的事:合资并且掌握控股权、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渗透、并把渠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理论上的逻辑推导并没有使柯达获得现实的成功,柯达在中国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焦点迷失”。甚至这些当年的“战利品”,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些褪色了。为什么会这样?
【宏大构想】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寻找柯达的冲印店不难,它们一度在中国的数量多达近1万家。在亚运村的一家颇具规模的柯达数码影像店里,穿着浅黄色柯达制服的员工显得并不忙碌,他们偶尔招呼一下来光顾的要冲印数码照片的顾客,其他时候,就只能发呆。店外,那个熟悉的柯达“黄色方框+K图形”的标识,在初春略带寒冷的阳光中显得分外醒目。
这个曾经被称作“柯达提款机”的黄盒子标识——象征着柯达最擅长的胶卷业务——早在一年前即被宣告成为历史。2006年1月6日,柯达正式宣布,这一Logo转而被简单的“Kodak”红色标识所代替,并以此昭示柯达向数码领域全面转型、告别传统胶卷业务的决绝。
“我们没有接到任何信息,要求我们的店面重新装修,换成新的标识。”该店的一名员工说。在那项声势浩大的“换标计划”启动一年之后,象征着历史回忆的“黄盒子”依然随处可见:它们零散、无规则地分布,甚至拥挤于同一条街道的两侧,蛰伏在冬春界限并不明显的这座北方城市里。
但在柯达KEX(柯达快速彩色连锁店)网络的“建造师”李明和看来,这些随处可见的“黄盒子”原本能够织成一张蕴藏着极大商业价值的全国性网络。出身零售行业的李明和于1996年加入柯达就任民用摄影产品部亚太区零售通路总经理之后,将零售的商业精神注入柯达KEX,先是推出了开放式柯达快速彩色冲印,继而在1997年一举把所有KEX店的墙壁改成黄、红两色,奠定了今天柯达KEX店整体格调的基础。
甚至在数码时代来临的前夜,李明和与他的同事们已做好推动KEX向数码化过渡的准备。柯达在上海推出全亚洲第一个蓝色和银色的KEX 店,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KEX从2002年开始也在向数码网络冲印体系嬗变——在原有冲印网络基础上,把传统影像与数码冲印店结成数码冲印网络。
2002年9月,联想全国300家“1+1”专卖店也加入柯达数码冲印系统,结合IT零售渠道,进一步扩大数码冲印网络。面对方兴未艾的手机数码影像趋势,柯达KEX店还与三星合作,首次在KEX里推出手机影像下载服务,为日后推出手机数码影像输出解决方案打下了基础。美好设想还在继续:2003年,柯达又推出网上冲印系统,使消费者安坐家中就可以把数码影像传送到附近的柯达数码店冲印。
这一系列“策略联盟”的演绎可谓精彩绝伦,2003年,IBM、诺基亚、西门子等巨头先后与柯达结盟,柯达集合了影像的摄取、输出、处理和分享的各环节优势,一套完整的数码影像解决方案业已形成。
而更大胆的想法也付诸实践:2003年1月,柯达宣布分别与上海大剧院、上海巴士结成合作伙伴,代理后两家的票务,向“影像+零售”的通路迈进。当时火爆上海的音乐剧《猫》和网球大师杯赛的门票,KEX都代理过,并因此获得了2400多万元的年收入。柯达当然不会在意这点微薄的收入,但这却提供了一个支持其KEX梦想的证据,“当你变成全中国最大的票务系统时,有没有可能拿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门票?”李明和说。
而这些“零售灵感”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到2002年底,柯达苦心孤诣扩张的遍布全国的KEX店已达8300多家,这个数量是当时肯德基的10倍,麦当劳的18倍——在中国,恐怕只有邮政系统和银行网点可与之媲美。
柯达在中国掀起的KEX风潮,遵循的是传统商业时代的思路,其核心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占领和覆盖尽可能广袤的市场,甚至鼓励KEX加盟者之间的竞争。在这种传统商业时代的零售模式上,李明和和他的团队还是预设了KEX的未来变革之路:从单店到网络、从传统到数码、从商品到通路、从单纯影像业务到影像增值服务。
而这样一张网络对柯达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将有效延伸柯达在胶片时代难以撼动的优势,并能减缓柯达在其他国家市场向数码转型的压力。
同样的战略思想也体现在柯达对西部市场的重视和投入上(参见本刊2003年8月《柯达西线有战事》)。所谓西部市场,是指人均年收入在750美元以下的中国内陆二、三类城市和农村市场。2001年底,柯达民用摄影产品部二类市场销售总经理孟宪光“卷起袖子”带了三四个人来到了成都,孟的任务是,让KEX的标识也能“染黄”整个西部地区,同时让那些生平第一次学会拍照的中国内陆消费者先从使用柯达的产品开始。
2002年,孟宪光在西部组织了2500场相机热卖,卖出了超过100万台的柯达相机,发展了800家KEX和5000家柯达照相馆,帮助当年的柯达在中国影像产品的销售总收入增加了29%。可以说,这是跨国公司第一次从中国广袤的农村市场上拿回可观的利润。2004年,柯达数码影像店甚至还登上了“世界屋脊”拉萨,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数码影像服务店。
【红灯亮起】
李明和和孟宪光的所有努力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这就是,传统的胶卷业务在中国市场上的尾宴还未结束,(或者说高潮还没有来临?)而数码影像时代还远着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愚蠢和充满臆想的判断了。
难以想象的是,整个柯达当时都信以为真。早在1998年,数码影像对传统胶片市场的取代趋势就已清晰地向柯达亮起警告的黄灯:那一年,柯达的市场增长率从20%锐减至7%,当时的柯达CEO裴学德(George Fisher)曾含混地表达过重视数码市场的想法:“如果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过去的业务是照片,今后也是照片的话,那我们就会利用一切现有的技术”。
即使如此,数码影像所需要的企业文化和组织形态与传统的胶卷工业具有天然的冲突—它不仅挑战着柯达的传统影像霸权,也触动了柯达的内部体制。因此可以想象,在2000年让裴学德就做出“传统数码两线作战”的决策是何其艰难。这样的踌躇一直延续到2003年,裴学德的继任者邓凯达(Daniel. A. Carp)正式宣布柯达全面向数码转型这一迟来的决定,并向新兴的数码技术投资30亿美元。尽管如此,这仍然遭到了部分股东的坚决反对,而彼时传统影像市场的末日已经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出来了。
亲手斩断脐带很难。事实上,无论是裴学德时代的“传统数码两线作战”,还是邓凯达时代的“向数码全面转型”,中国都一直被视为“输血工厂”——这是一个美好愿望:柯达认为传统胶卷在中国和印度等市场的销售将继续增长,并为其数码影像的巨额投资提供支持。
直到红灯亮起。2005年,彭安东公开承认“低估了数码影像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中国文化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协会的一份统计显示,2002年,中国消费者购买了420万部传统相机,但2年后这一数字就跌落了一半。即使在中国西部的一些地区,很多消费者已经实现了数码摄影的“一步到位”。2004年第四季度,柯达长达2年的亏损开始了。
2005年初,柯达将中国负责传统胶卷影像业务的民用及专业影像部和负责数码相机的数码影像部合并成新的部门,称作“数码及感光影像部”,新的部门加大了在数码影像领域的投入——这一行动普遍被外界认为是传统胶卷业务在柯达的中国战略里地位下降的重要信号。而在西部,“双重播种”计划由于缺乏数码化的延伸,也将面临着阶段性的调整。而此时的人事震荡几乎不可避免:柯达亚太区民用摄影产品部总经理曾新生、李明和、孟宪光等原民用影像系统的老将纷纷出走。
同时发生变化的是柯达对KEX的态度。新成立的数码及感光影像部取消了继续对KEX大规模投入的计划,“他们不感兴趣。”孟宪光告诉《环球企业家》。
孟还透露,不少KEX当时已向“网络实体架构”的方向发展,并做好利用数码网络实现店与店之间关联的准备,以因应数码化时代的需求。当时的KEX网络搭建者甚至考虑过,与中国正在兴起的在线支付系统合作,用互联网把数码的、传统的KEX店结合起来,彻底构建一个足不出户的虚拟网络来支持数码业务。
这些设想已来不及实现了。对2005年以后的柯达来说,数码时代的加速到来,使得柯达原来的8300多家参差不齐的KEX店变得像一个转型的包袱了。柯达在2005年底启动了影像网络旗舰店数码化升级方案,不同于KEX原始扩张阶段的巨额投入,新的数码升级方案相当保守,只是在原有影像网络店的基础上对店面进行重新布局与规划,将柯达的数码相机、家庭打印底座、存储卡、DVD、打印耗材等摆上货架,并配合个性化的影像礼品销售。
这一保守的KEX数码升级方案已与当年那张巨型零售网络的设想相去甚远了,目前柯达的KEX店已减少至7000多家。“我们已不会再像发展KEX那样一步到位地推进现在的数码升级计划了,”柯达中国新闻发言人田耕对《环球企业家》说,“加盟者会自己决定是否加入。”
“我们通常会经营自己的打印、复印、彩扩业务,数码冲印的顾客其实相当有限。”一位KEX店主如此描述这些相互为邻但又彼立孤立的KEX店在当下的生存境况,他们甚至更乐于销售其它同类品牌的产品或从事与柯达并不相关的生意。
【坍缩】
也许换个人试试,恐怕也不见得比彭安东有更多的办法。他一直在收缩柯达的战线:出售——将那些难以控制成本的业务外包(比如数码相机制造和冲药产品生产),或者忍痛卖掉那些有可能是具备增长潜力的业务(比如医疗成像业务)。有段时间,甚至有传言说,HP正在考虑整体并购柯达。
落入如此困顿的境地,难免让人想起柯达1998年在中国所做的大交易,它最终实现了与中国感光业真正的“全行业合资”,但后者能增加柯达在数码时代的竞争力吗?
在2005年9月柯达宣布的“新98计划”里,核心就是把中国工厂作为柯达的数码影像产品的生产基地,这包括投资1亿美元在厦门建设一个数码印刷的工厂,并成立了具有鲜明“数码工厂”色彩的柯达(中国)图文影像有限公司。与此同时,柯达宣布缩减厦门工厂的民用胶卷、相纸产量,厦门工厂的一次性相机也在2006年全面停产。
受柯达转型影响的,还有在“98协议”中被收购的汕头公元厂的命运。2004年底,柯达将公元厂的胶片生产设备转移给了乐凯,同时把医用胶片生产线转移到了厦门,后者在今年1月柯达整体出售医疗业务的时候,被卖给了加拿大的Onex公司。上海的数码相机生产线也外包给了伟创力。
柯达原本希望靠“98协议”击败富士公司的进攻,但这一门槛优势迅速被来自IT和消费电子厂商的数码产品所击破。即使是富士,其产品的数字化率也在2002年时达到了60%,而柯达只有25%。2005年,富士的销售额为236亿美元,在Fortune 500强里排第258位;而柯达只有142.68亿美元,落在了第482位——而1989年时,柯达还是一家排在第18名的大公司。
2006年柯达的销售收入只有132.7亿美元,很可能将跌出Fortune500强。柯达能否转危为安?的确有一些颇值得期许的事实:柯达在去年第3季度第一次实现数码业务利润的增长超过胶卷业务利润的下降,消费数码影像集团全年利润也实现增长1.32亿美元。
但是,柯达仍然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柯达是谁?传统的胶片帝国已经坍缩,而在数码影像的新领域,它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王者;而又有某些迹象表明,它似乎对图文印刷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柯达于2006年在华组建了图文影像集团大中华区,此前柯达还耗费20亿美元在全球收购了一系列印刷领域的顶级企业。
彭安东是一个能干的CEO,华尔街上没有哪一个研究柯达业务的精明分析家愿意说他会失败,但也没有谁愿意把赌注全都押在他一定能成功上。“我希望2007年是个干干净净的开始”,叶莺在去年发生柯达相机“质量门”事件时,曾意味深长地说。
慢船累倒马
大约三年前,有人高歌一曲《股民老张》:“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看是股指,挤泡沫的感觉就是心尖拧的慌”;三年之后,股民老张如果还在,一定会改唱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2007年的牛市,来得比往年都要早一些”。牛市,当这个词语在满大街冲击着人们的眼球的时候,不少老股民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在深圳综合指数站上8000点的时候,人们期待赚快钱的愿望已经弥漫成疯狂。一天20%,两天40%的操作成为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结果。股票,已经由一个上市公司价值的代表,渐渐成为人们换取财富的电子符号。尽管谁也不能预测市场未来能够疯狂到什么时候,但把股票当成为炒作的符号,就如同一盘辣子鸡里没有鸡肉,饺子皮里找不着馅,吃亏的肯定还是股民。
在浮躁的牛市里能够坚持自己价值投资原则的股民,已经不多了。而那些有价值的成长股,股价动辄已经几十元,甚至快百元了。这更导致坚持寻找卓越公司股票投资的人日益减少。
在新年的第一个月里,笔者就告诫自己,一定耐下性子来学习价值投资,把投资不当成赚钱的事业,而是当成改变人生的事业。
或许有人依靠频繁的短线在过去的一年里获得了不错的收益,但这种快钱是需要天赋、运气和技术的。对更多的投资者而言,在市场里赚取慢钱是更为可靠的,也是更安全的。如果几年前我们成为贵州茅台、王府井、小商品城的股东,这些看似慢的投资获得的收益却是许多机构投资者也获得不了的。
曾读过一篇小文章,说一条帆船在江水中优哉游哉地顺流而下,岸上的一匹马看见了要和它比赛,最后累倒的是马。原因在于马跑得快用的是自己的力气,而船跑得尽管慢,借助的却是水的力量,风的力量。水的力量、风的力量与马的力量相比,谁更有力和持久是不言自明的。而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正如同水和风的力量。要想获得超越市场的利润,我们小散户就必须要借助卓越公司的成长性。
很多人认为长线投资是最容易的,只要买进不动就可以了,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在所有的操作策略中,长线的要求最高。它需要对企业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对自己有着更为坚强的控制,它了解积累和成长的非凡威力,清楚把握企业未来数年的发展趋势,以投资的心态分享企业的成长。
长线投资的标的物是千里挑一,对利润的要求是数以十倍计,在这样的机会面前才不会惧怕任何亏损,不会设置除基本面外的任何止损指标。因为在十倍速股票的面前,哪怕50%以上的亏损都是微不足道的,对它来说,买进不卖是最好的策略,自信、尊重客观价值、不理会乃至勇于对抗市场是必备的投资品质,日常20%、30%的波动在这样的前景面前是不应去考虑的,不要放弃在大牛股上的投资,不在大牛股上做空是永远需牢记的训条。
只有坚持依靠股票背后的企业的高速增长,坚持慢船累倒马的投资思路,股票才能够让你的生活优哉游哉,真正成为改变一生的东西。
国家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根据规划“十一五”期间,要以“煤炭整合、有序开发”为重点,对中小煤矿实施整合改造,实现资源、资产、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整合和重组。力争到“十一五”末期,小型煤矿数量控制在1万处以下。在大型煤炭基地内,一个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推进企业整合。鼓励大型煤炭企业整合重组和上下游产业融合,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资源勘查,科学制定规划,规范矿权设置,调控建设规模,合理组织生产,有序开发资源。
在此思路下,“十一五”期间,煤炭工业发展将以“整合为主、新建为辅”,严格控制小型煤矿建设,整合改造中小型煤矿,全面提升办矿水平。加强大型煤炭基地建设,优先建设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和千万吨级安全高效矿井,优化煤炭生产结构。在26亿吨煤炭总产量中,力争大型煤矿产量达14.5亿吨,占56%;中型煤矿产量达4.5亿吨,占17%;小型煤矿产量控制在7亿吨以内,占27%。
十一五”期间将小型煤矿整合改造为大中型煤矿,增加产能2亿吨。新开工(新建和改扩建)煤矿规模4.5亿吨,形成产能2亿吨。重点建设10个千万吨级现代化露天煤矿,10个千万吨级安全高效现代化矿井。
在大集团发展方面,“规划”确定,促进以煤为基础,煤电、煤化、煤路等多元化发展,形成6~8个亿吨级和8~10个5000万吨级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煤炭产量占全国的50%以上。
在技术进步方面,“规划”确定,大型煤矿采掘机械化程度要达到95%以上,中型煤矿达到80%以上,小型煤矿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要达到40%。安全高效煤矿数量达到380个,产量占全国的45%,其中千万吨级煤矿达到25个。
在职工素质方面,“规划”要求,煤矿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比2005年提高5个百分点,达到12%。职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达到11年,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达到50%。
在安全生产方面,“规划”要求,煤矿重特大事故多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伤亡总量明显下降,职业危害初步得到控制。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降到2.0以下的水平。
在节约资源方面,“规划”确定,“十一五”期间,煤炭工业节约能源6000万吨标准煤。
其中,煤矸石电厂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节约煤炭5200万吨标准煤;利用煤矸石和粉煤灰生产水泥1.3亿吨,墙体材料250亿块标准砖,节约煤炭800万吨标准煤;年均节约水34亿立方米。
在煤层气利用方面,“规划”要求,现有矿井要逐步实现对煤层气的应抽尽抽;新建矿井要基本实现先采气、后采煤,瓦斯抽采率达40%以上。煤层气(煤矿瓦斯)产量达到100亿立方米。其中,地面煤层气产量50亿立方米,全部利用;井下瓦斯产量50亿立方米,利用30亿立方米。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3000亿立方米。
在环境保护方面,“规划”要求,煤矸石、矿井水利用率均达到70%,矿井水达标排放率达100%,洗煤废水闭路循环率80%,自燃矸石山灭火率达到95%,土地复垦率超过40%。大中型煤矿企业主要污染物全部达标排放,小型煤矿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减少。
“规划”指出,我国煤炭工业发展既面临“煤炭需求持续增长、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的良好机遇,也面临“布局矛盾更加突出、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和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的严峻挑战。
根据“规划”,煤炭工业“十一五”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本着“稳定调入区生产规模,增加调出区开发规模,适度开发自给区资源”的原则“优化煤炭布局”;
本着“整合为主、新建为辅”的原则,将煤炭生产总量控制在26亿吨;
本着“有序集中开发、推进制度创新、优化生产结构、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循环经济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原则,积极建设神东、陕北、黄陇(华亭)、晋北、晋中、晋东、鲁西、两淮、冀中、河南、云贵、蒙东(东北)、宁东13个大型煤炭基地,到2010年,大型煤炭基地产量达到22.4亿吨;
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整合改造中小型煤矿;加快煤炭科技创新;
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矿区。
公路行业:稳定成长 价值低估
公路行业估值优势明显
06年行业利润增长可观,估值水平下降收费公路类上市公司是典型的现金流充裕且稳定的公司。尤其在中国目前混合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物流业的蓬勃发展带动全社会货运量快速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消费升级提速使社会进入轿车消费高峰期,这两方面因素都推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客车流量稳步增长。
作为稳定成长的防御型品种,高速公路公司在06年取得了较大的盈利增长,根据前三季度的数据统计,行业上市公司在06年前三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9.9%,净利润增长35.5%。
然而,从05年末本轮牛市开始以来,公路行业的表现一直落后于大盘,导致行业平均动态市盈率从20倍一度下降到最低10倍不到,06年末有所回升,06年市盈率在15、16倍左右徘徊。
公路行业相对大盘价值低估截至06年末,(
2255.966,55.88,2.54%)沪深300(
2255.966,55.88,2.54%)指数的市盈率已经超过30倍,按照06年盈利增长20%计算,06年的动态市盈率也已经超过25倍。从成长性角度看,沪深300的盈利水平未来三年能够保持15%的增长是比较合理的估计,而根据我们后面的分析,优秀的公路公司未来三年保持15%以上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认为从成长性和估值的不匹配上看,公路行业相对大盘存在低估。
绝对估值表明,公路公司的合理市盈率在18倍左右公路股估值水平低的原因之一是受收费年限的限制,从现金流折现的角度看不如永续经营的公司净现值高。我们不妨假设几个接近实际的条件,来看看公路公司的理论估值水平。
假设盈利水平以10%的增长速度增长8年,此后保持稳定,经营期限设为23年,不考虑折旧等非支出性成本,以净利润在经营期限内折现,折现率取9%,则理论PE值为18倍。
这仅为一个粗略假设,没有考虑公司的后续收购、新建能力,因此持续收购、新建能力的公司应该给予更高的估值。
国际比较表明,A股公路公司的估值水平最低我们在表1中给出了世界各地的收费公路公司的估值水平,收费公路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欧洲、香港、以及A股市场。从表1中可以看出,A股市场与港股的估值水平接近,但相较于欧洲市场,无论从PE还是PB上看都偏低。
欧洲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是主要收费公路公司所在地,拥有世界排名前几位的收费公路上市公司。其中,法国的三家公司已经或正在被私有化,因此估值水平基本反映收购价值,06年市盈率最低23倍,最高31.2倍。ABERTIS和AUTOSTRADE是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公路公司,06年的市盈率分别为25.8倍和19.3倍。
A股市场上目前估值水平与国际水接近的只有宁沪高速(
5.79,0.05,0.87%),其余公司的06年市盈率水平在14倍到19倍之间,07年的市盈率水平在11倍到17倍之间。
“十一五”期间我国公路运输保持稳定增长
1、公路运输在我国运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且运输风格与铁路和水路有较明显差异。
从图1看2005年我国的运输格局,公路运输在客运方面占统治地位,无论是客运量还是旅客周转量,公路运输所占份额都在50%以上,而铁路虽然只承担6%的客运量,但旅客周转量却占35%,说明铁路在长途客运上占有优势。
而货运方面,公路的货运份额虽然最大,占75%,但是周转量不及铁路与水路,这反映出铁路和水路在大宗、长距离货物运输上占有优势,而公路与铁路和水路相比,主要承担短途、小批量的货物运输。
因此从运输货物的同质性上看,相较公路而言,铁路和水路运输之间存在更为明显的竞争关系。
2、公路运输增长最稳定,水路、铁路在突破运输瓶颈后增速下降,航空波动性最大。
我国从2002年起开始以重化工业拉动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各种运输方式都加快了增长速度。其中,公路运输的增长是最稳定的,从图2中可以看出,除去03年“非典”的影响,04-06年前三季度,公路货运周转量每年的增长率都保持在10%以上,06年前三季度增长11.6%。
而铁路和水路运输在04年运输瓶颈突破之后,05、06年的增速有所下降。尤其是水路,由于扩能相对容易,04年周转量大幅增长31.3%,此后增长率回到10%左右。铁路的运力提升比较慢,因此增长比较平稳,但05、06年的增速与04年相比有所下降。
我们认为铁路运输增速放缓不是由于运力跟不上,而是由于随着近年来的铁路提速以及扩能改造,铁路运输的瓶颈作用已经有所缓解。
统计表明,06年前三季度铁路煤炭运输增长4.4%,分别比前年和去年同期下降了9.1和2.7个百分点,铁路煤炭运输、港口煤炭发运均有一定的闲置能力。既然铁路运力没有明显不足,那么我们认为未来五年铁路扩能对公路运输的替代效应有限。
3、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使公路、铁路同时面临发展机遇“十五”期间,我国社会物流需求持续增加,GDP平均增长9.5%,社会物流总额年均增长23%,2005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48.1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预测,如果“十一五”时期GDP年均增长8.5%,则物流总额年均增长在16.7%左右,到2010年社会物流总额将达到90万亿元,比2005年翻一番。
“十五”期间,社会货运周转量年均复合增长为9.2%,与GDP增速相当,那么在“十一五”期间,与GDP增长和社会物流增长相匹配的社会货运周转量年均增长预计将在8%左右。
那么,这些增量将怎样在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分配呢?
“十一五”期间,我国铁路建设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2005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7.5万公里,其中复线铁路2.5万公里,电气化铁路2万公里;根据铁道部的“十一五”规划,“十一五”铁路建设目标是营业里程达到9万公里,其中客运专线7000公里,复线3.5万公里,电气化3.5万公里;铁路运营目标是客运周转量达到8000亿人公里,货运周转量2.7万亿吨公里,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5.8%和5.4%,要小于我们预测的社会周转量的增幅。
可见,铁路的跨越式发展目标只是满足自身所承担的那部分社会物流的增长,对其他运输方式的份额影响不大。
“十一五”期间,公路建设投入同样很大。2005年末全国公路里程19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1万公路,根据交通部的“十一五”规划,公路建设目标是到“十一五”末,公路总里程达到23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5万公里,每年的建设资金需求约为5000亿元。公路运输目标是公路年客运量达到240亿人次,年货运量160亿吨,年均复合增长7.1%和3.6%。
我们认为货运量目标偏保守,因为公路运输灵活快捷可靠,从成熟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是最适应现代物流发展方向的。美国1990年-2000年十年间,公路货运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而同期GDP增长只有3%。我国的生产方式和物流方式同样处在一个转变期,为了更好的说明公路和铁路之间的优劣势,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我们以美国为例进行了类比分析。
从美国经验看公路与铁路的竞争与合作
美国与中国同样属于国土面积大,资源分配不均的国家,因此美国的运输体系发展经验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美国经验一:私家车普及使公路运输在客运中占统治地位;货运以公路运输为主,铁路主要运输长距离、低价值的大宗货物。由于美国私家车普及率很高,居民出行除了乘坐飞机以外一般采取自驾的方式,因此铁路的客运份额不足1%,在美国高速公路上,80%以上的车辆均为轿车、小客车。
图3是美国货物运输数据。公路运输份额从货运价值和货运量上看都遥遥领先,而铁路运送的货物价值仅占货物总价值的3%,货运量仅占货物总重量的10%,但货物周转量却占总周转量的31%左右,反映了铁路在低价值大宗货物长距离运输市场的地位,同时也说明了公路运输在高价值小批量短距离运输市场上的优势。
美国经验二:现代生产方式改变促使物流方式转变,企业更依赖于使用快捷可靠的运输方式,过去十年公路与航空运输更受青睐。
美国从1980年开始放开陆上运输业的管制,包括放开公路货运业的准入管制以及铁路运输业的运价管制,这一系列放开管制的措施促使运输业的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
从1990年-2000年,美国GDP年均增长3%,而社会货运量年均增长达到4.2%,其中,增长最显著的是航空和公路,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6.7%和6%,而铁路仅为2.9%,水路基本没有增长。图4中各种运输方式按从低端到高端排序,越高端的运输方式增长越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物流的发展趋势,起决定因素的则是现代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生产方式决定物流模式,现代企业生产方式经历从“推”模式向“拉”模式的转变,促使物流模式也发生同样的转变。过去是以生产推动销售,物流模式的特点是高库存;而现代企业生产方式则是市场需求拉动生产,相应的物流模式也由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输系统和信息系统替代高库存。在这样的模式下,运输出现差错的后果更严重,因此生产企业选择运输方式时除了考虑成本因素,还要考虑货物价值、运输速度、能否全程追踪、以及承运方的服务水平等附加因素,企业更依赖于使用快捷可靠的运输方式,在这方面,公路运输比铁路运输更有优势。
美国经验VS中国
现实美国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格局的差异,决定了运输格局的差异化。
从产业轨迹上看,在“农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这条人类产业变迁的大轨迹中,美国已于上世纪60年代完成了工业化,目前的产业格局呈现出明显的轻纺工业消亡、重化工业衰退、后工业经济勃兴的局面。因此,在美国,铁路运输的市场占有率随着重化工业的衰退而下降,公路运输则随着现代产业机会蓬勃发展。
而中国目前虽然处于重化工业中期,但产业格局实际上是一种“重化工业主导、轻纺工业升级、后工业经济兴起”的混合格局,与日本等国重化工业时期的产业结构相比,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重化工业得到加快发展的同时,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带有新技术条件下的时代特征,有一些跨越式发展的性质。这样的混合产业格局将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决定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铁路、公路运输都面临着发展机遇。
收费公路发展趋势
图7是高速公路上市公司各路段06年前三季度的收入增长率,从左到右增长率由高到低排序,除了沪宁高速受扩建影响收入不具可比性以外,从其它路段的收入增长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启示一:经济发达地区车流量增长快于较落后地区,客车车流量增长快于货车车流量增长。
深圳、广东地区的公路收入增长明显要快于京珠线上的长潭、潭耒、郑漯、漯驻等内地国道主干线。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广深地区的高速公路车辆以小轿车为主,而京珠线上的过境货车车辆较多。
从前三季度的收入增长数据上看,受小轿车增长拉动的广深地区车流量增长动力明显强于长途货车增长拉动的京珠高速河南、湖南段。
启示二:车流量饱和度越低、路网密度越低,路网效应越明显。
由于近年来高速公路路网陆续建成,新建道路带来车流量增长的路网效应逐渐减弱,甚至形成分流,而与此同时,路网效应在一些路网密度较低的地区仍然存在。以赣粤高速为例,车流量的饱和度不足50%,相对偏低,受京福、赣粤贯通影响,06年上半年在未计重时就实现了12%的车流量增长。另外,由于福建省的路网密度低,新建道路对现有路段车流量的诱增作用也大于分流,前三季度福泉厦的收入增长也在10%以上。
启示三:货车比例越大,计重收费效果越显著,但如果平行国道不计重,可能造成分流。
赣粤高速从06年7月起计重,但是收入增长要高于从06年4月起计重的楚天高速,因为赣粤高速的货车比例超过50%,而楚天高速只有40%左右,由此可见货车多少决定了计重收费对收入的影响有多大。同时还要注意国道的分流影响,山东省济青高速实施线性计重之后,前三季度收入下降,原因就是平行国道未实施计重,造成了车辆的分流。
公路行业未来的四大关注点
在上述启示之下是我们认为公路行业最值得关注的四个方面。其中,未来轿车消费量大的地区和有资产注入的公司成长性最值得期待,另外有成本控制计划以及计重收费计划的公司也值得关注。
第一、关注未来轿车消费量大的地区从各家公路公司最近两年的收入和车流量数据上看,普遍呈现收入增长慢于车流量增长的情况,原因是因为小型轿车增长速度快于大型货车,使单车收入降低。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轿车消费高峰期,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促使私人汽车拥有量迅速增加。自2002年我国汽车行业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以来,汽车销量已经连续5年快速增长,2006年尽管油价高企,汽车销量(主要是家用轿车)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根据汽车工业产销快讯,2006年1-10月我国汽车总销量同比增长25.7%,其中,轿车销量占53%,同比增长达到40%。而截至2005年底,我国每千人目前拥有轿车仅10辆左右,还处于轿车消费的高速增长阶段。
轿车消费增长带动高速公路车流量的效应已经在经济发达地区显现,未来这种趋势将逐渐扩展至经济次发达地区。根据成熟汽车市场的发展经验,当车价/人均GDP达到2-3时,轿车开始大规模进入家庭。我们在表1中列出人均GDP排名前九位的省市,除了北京因为公务用车比较多,每千人的轿车保有量较高之外,其他省市的轿车保有量都不高,以省看,广东、浙江的保有量最高,每千人也才24、23辆小轿车,未来的增长潜力很大。尤其江苏、山东、福建三省的轿车保有量低于平均值,未来应该会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
因此从轿车消费的角度看,最应该关注的公司除了深高速、粤高速这些明显的轿车增长驱动型的公司以外,还应该关注轿车消费将要快速增长的宁沪高速、山东高速以及福建高速。
第二、关注有新资产注入的公司
新路产的收购或者建设对收费公路公司而言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到一定阶段就会饱和,可持续的成长就要靠收购或者建设新的道路来实现,另一方面收费公路公司寿命受收费年限的限制,如果不能收购或建设新路,那么随着公司寿命的缩短,公司的价值也会降低。这两方面都会对公司的估值水平产生影响。
另外,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外的收费公路公司之所以有比较高的估值,与其成熟的资本运作、资产收购能力有很大关系。以全球最大的公路运营商,西班牙的ABERTIS公司为例,ABERTIS是由西班牙两家上市公司ACESA和AUREA于2003年6月整体合并而成,并于2006年4月抓住法国高速公路私有化的契机收购了法国SANEF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公路运营商,管理西班牙、法国等国3200余公里高速公路。
持续的资产收购使ABERTIS从90年上市到2005年为止收入增长748%,利润增长651%,预计06年收入还将增长57.7%,市盈率也从上市之初的10倍左右,上升至目前的25倍以上,估值水平领先于其他收费公路类上市公司。
ABERTIS的发展历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外部扩张能力决定了公路公司的成长性,通过资产收购,公路公司一方面可以壮大自己的资产规模从而提升自己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成长速度,这两方面都有利于公司估值水平的提升。
我国目前拥有高速公路4.1万公里,十一五末预计将达到6.5万公里,而放在上市公司里的高速公路长度不足3500公里,还不到现有高速公路长度的10%,后备资产的储量很大。另外,我国十一五期间要新建高速公路2.1万公里,以每公里4000万元的建造成本计算,每年资金需求为1700亿元,从融资需求方面来看交通建设部门也有以存量换增量的需要。
目前来看,在资产收购方面做得最好的上市公司是深高速(
5.8,0.21,3.76%)和赣粤高速(
10.2,0.41,4.19%),二者的模式不一样。深高速是比较典型的BOT模式,自己建路然后经营,具有很强的工程背景,与ABERTIS类似。而赣粤高速是政府背景比较强,从大股东手中收购成熟路产相对容易。
未来比较确定的资产收购或新建方案如表3所示。其中,赣粤高速的收购已经于2006年6月完成,未来最值得期待的是深高速的清连公路改造项目,另外,山东高速(
5.4,0.18,3.45%)和福建高速(
5.97,0.26,4.55%)的大股东也在股改中承诺了资产注入方案,同样值得关注。
第三、关注有成本控制计划的公司
收费公路公司的变动成本主要为养护成本,各家公司之间由于道路质量不同、车辆构成不同、养护方法不同,养护成本的差异很大。
图10为2005年度各家上市公司的养护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最低的深高速只有2%,而最高的赣粤高速达到22%。除了道路质量的差异之外,我们认为超载程度不同以及养护方法差距是造成养护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超载是造成路面损坏最直接的因素,随着计重收费的实施,超载现象得到抑制,对货车比例较高的公路而言意味着养护成本有较大的下降空间,但是能否真正实现还取决于公司的主观意愿和管理能力。股改完成之后很多公司的业绩考核标准与市值挂上了钩,管理层做好业绩、做大市值的意愿普遍增强,对于高速公路而言,最容易实施的促进业绩增长的措施就是降低养护成本。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赣粤高速,它在股改时承诺将06-08年养护成本控制在主营业务收入的14%、13%、12%,并承诺了毛利率水平和管理费用。对利润的影响可以这样来看,因为赣粤05年的净利率为30%,如果养护成本从22%下降至14%,则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净利润也能够增长25%以上。
另外,福建高速也在股改中承诺06-08年的养护成本平均不高于主营业务收入的11%,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风险。
第四、关注计重收费的受益公司
从已实施计重收费的公司来看,计重可以增厚收入,对货车比例越高的公司增厚作用越明显。07年有计重可能的公司是现代投资(
11.57,0.58,5.28%)和福建高速,前者货车比例在50%以上,若计重,收入增厚作用会很明显,后者货车比例在40%左右,但是由于预计平行国道将同时计重,收入也会有一定增加。
我们跟据上面的关注要点同时考虑估值因素发掘出未来最值得关注的三家公路公司。1、赣粤高速:路网效应+资产收购+计重收费+成本控制;2、深高速:管理优秀+区域经济活跃+资产收购;3、山东高速:资产收购+区域经济活跃+成本控制。
广发基金朱平:2000点后还有多高
新赛季姚明俨然成了超级中锋,最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是队友增加了传球,因为他的投篮命中率一直都是队内最高的。从篮球的进攻看,只要每个队尽量增加出手机会,并提高投篮命中率,得分就一定会提高,这就像企业的利润,无论细节如何,只要净资产以及净资产收益率(ROE)在增加,盈利就一定会增加。
大盘在很多人的担忧中安然突破2000点,如果剔除亏损企业,市场平均市盈率约21倍,市净率约2.3倍。直观地比较,国内大盘股如银行、钢铁等股价基本低于H股。2000点之后市场会怎么走?可能是每个投资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文无意讨论打篮球时命中率如何重要,但从价值投资角度看,与这个道理相似的上市公司ROE,却是分析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环节。
在不考虑融资的前提下,如果上市公司净资产是确定的,那么决定上市公司净利润水平的唯一指标就是ROE;而如果进一步假设所有上市公司分红率是确定的,亦即上市公司净资产的变化是确定的,等于上年的净利润减去分红,那么决定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幅度变化的唯一指标就是ROE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分红率不变的情况下,净利润的增长一部分是固定的外延式的,来自于净资产的增长,另一部分则是变动的内生的,来自ROE的增长。从价值投资的角度分析,股指的涨跌主要取决于业绩的增长和估值的变化。如果上市公司ROE处于一个上升阶段,那么除了由于净资产增加而带来净利润的外延增长外,ROE的上涨还会带来额外的内生式利润增长,这时候企业净利润的增长往往会超越人们预期,比如今年上市公司净利润远超预期,直接原因就是市场平均ROE由去年的8%增长到前三季度的接近11%。另一方面,市场估值的高低也主要与ROE的变动相关,即ROE上升估值上升,ROE下降估值下降。这个变化过程也就是牛市和熊市的变化过程。
通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中国上市公司分红率为20%,以今年上市公司ROE值11%为基准,如不考虑其他因素,上市公司每年ROE增长1%利润将增长20%左右,这种趋势维持4年利润将会增长一倍以上。如果估值水平同时上移,比如由现在的21倍升到25倍,那么股市可以上涨150%,也就是5000点以上。这并没有考虑大蓝筹回归及新股发行的影响。从现有数据看,全球主要股市除日本外,ROE水平全部大大高于中国,在18%以上。现在的问题是,股改之后,上市公司今后4年在市场化的驱动下,通过改善经营和资产整合,能否使上市公司的ROE水平与国际接轨。
钢铁业以“软”求胜
|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彼得•马什(Peter Marsh) | |
| 2006年12月4日 星期一 | |
当台湾的中国钢铁(China Steel)董事长江耀宗(Chiang Yao-Chung)表示“我们在服务方面需要做得更好”时,他所指的并非仅仅是这家台湾的钢铁生产商,也包括该公司的所有竞争对手。 江耀宗认为,钢铁生产商再也不能仅仅生产钢铁了;它们需要用设计、分销和产品“定制”等服务来支持生产,以满足客户愈发苛刻的要求。 江耀宗理应深谙此理。大约一年之前,他还是台湾的中华航空(China Airlines)董事长——这家台湾最大的航空公司是典型的服务型企业。他的这番话在钢铁行业内引起了广泛共鸣。许多公司都认识到,需要在它们的生产技术之外增加服务元素,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 这种新思维模式反映出,制造业已经发生广泛的变化。过去20年间,“混合型”企业(或称为“服务型制造商”)已经越来越普遍,它们将产品与服务组合起来提供给客户,从而获得了更高利润。 一些大型制造企业,如德国的西门子公司(Siemens)等,越来越多地开始提供设备维护等“服务项目”,而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也正在采取这一做法。例如,瑞典除湿设备制造商蒙特公司(Munters)就向那些经营场所遭洪水侵袭的客户提供除湿服务。 在钢铁行业中,增加服务的行动往往涉及对订单和生产流程进行完善,有时还需要加入设计元素。 甚至一些所谓的“大宗商品”钢铁制造商,曾被广泛认为仅仅以标准价格出售“大宗商品”钢铁,现在也可以通过增加服务项目而获益。在米塔尔钢铁(Mittal Steel)的波兰分公司,管理层正试图改变向客户销售钢铁的方式,将重点放在小批量生产上,并增加对特种钢材的关注。米塔尔钢铁是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 米塔尔波兰分公司销售总监桑贾伊•萨马德尔(Sanjay Samadder)表示:“过去,我们往往一次批量销售数百吨钢铁。现在,我们重点承接一些更复杂的组合订单。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为客户提供品种更多的钢铁产品,订单规模也低至每批只有50吨。” 在英格兰北部的斯肯索普镇(Scunthorpe),英荷钢铁生产商哥鲁氏(Corus)旗下的一座大型钢铁厂也采用了类似做法。印度塔塔钢铁(Tata Steel)已同意以51亿英镑收购哥鲁氏,不过其竞标对手巴西钢铁制造商CSN有可能提出更高报价。塔塔钢铁愿意收购哥鲁氏的原因之一,便是它希望获得相关专业技术,根据客户需要制造小批量钢铁。 斯肯索普工厂的工程师们擅长通过复杂的程序,改变棒钢和形钢等产品的外形、尺寸和化学构成,以控制制钢过程中的数十个不同步骤。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普通钢的基础上,制造出数以万计的派生产品,以满足客户的要求。 另一批钢铁公司将重点放在生产专用钢材上——这一领域内的竞争相当有限。这些工厂很少生产大宗钢管和钢棒等普通钢。其中一个例子是B?hler Uddeholm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级钢材生产商,其产品主要用于制造加工工具。 这家总部位于维也纳的公司表示,它能生产数百种不同的工具制造用钢。按钢铁业的通常标准来衡量,它们的订单交付量极小——平均每次只有70公斤。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克洛斯•赖德尔(Claus Raidl)表示:“我们有10万家客户。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一家化学品制造商,而非一家钢铁制造商。我们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将化学成分正确的生产材料交到客户手中。” 在“服务型制造商”这条路上走得最远的企业,更像是工程制造商,而不像钢铁制造商。它们的特点是设计方面的专长。 以奥钢联公司(Voestalpine)为例。这家奥地利钢铁制造商是汽车车身镀层钢板领域的领导者,但它并不满足于此,已制造出“激光焊接钢板”(laser-welded blanks)。 奥钢联公司的做法是将两片或多片钢板焊接成一张新的钢板,然后根据客户制定的要求,利用它的自主设计和研发技术,将钢板冲压成部件——有时与客户共同完成这一过程。 这种激光拼焊钢板每吨售价800美元至1000美元,是传统钢板价格的两倍。它的客户之一是宝马(BMW)。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将这种钢板用在一些汽车车门上——这些地方需要不同等级的钢板,以防止被雨水腐蚀。 另外两家钢铁制造商——芬兰的劳塔鲁基钢铁公司(Rautaruukki)和澳大利亚的博思格公司(Bluescope)——也不约而同地将其部分业务转型,生产特殊钢板和其它产品。 这两家企业都生产建筑用屋顶和排水管。但劳塔鲁基和博思格并非将产品出售给建筑企业,让它们自行装配。它们不仅生产不同外形和尺寸的组件,而且承担建筑合同中的项目管理任务。 劳塔鲁基的首席执行官萨卡里•塔米宁(Sakari Tamminen)表示:“有些情况下,我们向客户提供建筑用钢材,材料成本仅占合同金额的20%,其余部分来自我们提供的设计、知识产权和管理技术。” 如果说“服务型制造业”代表了全球行业未来20年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那么,钢铁业将是其它行业可供参照的一个极好例子。 译者/ 何黎 |
红杉传奇(Sequoia Capital)
认识当今硅谷风头最劲的风险投资家,和他的中国“学徒”
文·本刊记者 张亮
门罗公园的沙丘路,袒露在加州明媚得不太真实的阳光下。
它并不算太宽阔,路旁的建筑也颜色素朴。树木太多,让那些兴建于20世纪上半叶的2、3层小楼,大多只显现出木质的低斜屋顶。平日里,阳光、树影和路对面起起伏伏的小山包,合为一组恬静的风光,透入百叶窗的缝隙中。
与这种安静、平凡的景象恰成对比的是,这条绵延数里的道路,因密布着共掌管2600亿美元的上百家风险投资公司,而被一些人称作“美国西海岸的华尔街”。尽管这里缺乏华尔街式的威严或贵族气,但只要想到,自1969年英特尔创立以来,绝大多数硅谷的高科技公司都由这里的投资者扶植壮大,便可知它对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在这条奇迹铺就的道路上,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作为一家运营近35年的风投公司,它战胜了科技跃迁和经济波动,从而获得与这一生命长度相呼应的优秀项目密度:在大型机时代,它发掘了PC先锋苹果电脑,当PC大肆发展,它培养起网络设备公司3Com、思科,而当电脑被广泛连接,互联网时代来临,它又投资于雅虎和Google……因其秘而不露自己的投资业绩,外界便常引用这样一种说法:它投资超过500家公司,其中130多家成功上市,另有100多个项目借助兼并收购成功退出。因其投资而上市的公司总市值超过纳斯达克市场总价值的10%。
让这本杂志提供给你一些在中国从未披露过的数字:以8年为周期,红杉于1992年设立的6号基金的年化内部回报率(annualized IRR)为110%,1995年设立的7号基金的内部回报率为174.5%,即使因设立较晚而未完全收回回报的8号基金,在1998年到2003年初之间的内部回报率也达到了96%。这是一系列足令风投业任何人侧目的数字:行业内部回报率的平均水平,在15%至40%之间。
而且,红杉的传奇还在继续:业内推算,2004年Google上市后,红杉将其1250万美元变为50亿美元以上回报。而它在YouTube上的1150万美元投资也随着Google的收购,变成了4.95亿美元。
在一个充斥着才智之士的高竞争行业取得如此与众不同的成就,让红杉不可避免地成为业内备受瞩目的对象,而其明星项目的投资者,如投资于苹果、甲骨文和思科的唐·瓦伦坦(Don Valentine)和发现雅虎、Paypal和Google的迈克尔·莫瑞茨(Michael Moritz),则成为沙丘路上的超级明星——几乎所有评论者都会将瓦伦坦、莫瑞茨与早年投资于英特尔的亚瑟·洛克、KPCB的约翰·杜尔并称为这一行业的“四大天王”——即使如此,多数业内人士也坦率承认,红杉令人费解。
今年3月在沙丘路的一间办公室内,本刊记者询问Mayfield基金执行合伙人邝汲荣(Kevin Fong):“你觉得谁是这里最好的投资者?”他直接表示:“迈克尔·莫瑞茨”。原因?“因为他能投出别人投不出的项目。”而NEA投资公司前合伙人斯图尔特·奥索普则称:“我和莫瑞茨竞争过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不知道他如何做投资决定,我很困惑。”
想解析这部“价值机器”的运转方式,确非易事——莫瑞茨对本刊坦率表示:“我们并无兴趣为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提供行动指南”——但一个难得的视角是红杉中国的建立。它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红杉如何选择团队,如何与新成员形成默契,以及如何在一个全新的市场发现新机会。为此,过去三个月间,《环球企业家》数度采访红杉中国4名主要负责人、将近其一半项目的创始人,并在一年间再度采访莫瑞茨(关于其人其事,参见本刊2006年4月号《点金之手》)。
“风险投资业有很多‘层次’,你看上去很简单,但想做好,就要学习、领会很多层次。这跟好的绘画作品一样,即使表面看来简单,其实蕴涵大量的复杂性。”迈克尔·莫瑞茨比喻称。其人从不打高尔夫,业余时间喜欢绘画。而他对红杉的总结是:“我们是一群人,非常非常勤奋地工作,试图确定我们投资的下一家小公司能够变得伟大。”
这个曾经修习七年历史、撰写过两本商业著作的威尔士人有着绝佳的文笔和巧妙的比喻能力,但他更喜欢用朴素的方式阐述自己的理念。比如,关于一个不可忽视的小问题:红杉如何定义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成功?
2006年9月12日,亲临中国的莫瑞茨对着上百名创业者,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衡量创业公司的成功标准只有一个,活下去。而投资者的成功标准,就是最大程度帮助创业公司活下去。而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莫瑞茨称,好的风险投资公司需要保持两种素质:其一是有说服力的投资回报记录,其二是保持高度竞争性。
这并非虚妄之言。如果说红杉的独特之处体现于其连续30年走在技术潮流之前,深层次而言,这源于一些保持竞争力的方法:勤奋、保持好奇心和危机意识、不为市场波动改变投资基本原则、在长时间里形成合伙人之间的默契与共同进步……它们并不难归纳,但很难长期落实。
虽然这只是一家数十人规模的合伙人企业的方法论,但它实则具备很大的普适意义。在这个加速的商业时代,以往经年不变的商业模式往往在取得2、3年的成功后就面临挑战。看看微软、英特尔、索尼这些处境尴尬的创新先锋,以及整个汽车业——持续走在趋势前面,寻找那些具有巨大爆发力的商业机会,正是任何一家企业都应从红杉的经验中学习的。
“下注于赛道,而非赛手”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曾说:“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在红杉,这个人就是创始人唐·瓦伦坦。
所谓瓦伦坦的风格,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投资于一家有着巨大市场需求的公司,要好过投资于需要创造市场需求的公司”。因其过于强调市场对一家公司的意义,多年以来,这句话被引申为更通俗的“下注于赛道,而非赛手”。
这或许是沙丘路上最著名的一句专属于风险投资业的方法论,也是行业内引发争议最多的名言。表面看来,这句话似乎太过看轻企业家精神对于创业公司的价值,而且显得颇为个人经验主义:在瓦伦坦创立红杉之前,他曾在仙童半导体和国家半导体两家公司担任销售方面的要职,被认为善于读解市场变化,并知道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而他个人的风险投资教育也来自于国家半导体时期的经历:因为当年其规模尚小,资源有限到甚至不能为全部客户提供产品,就必须有人来判断哪些客户前途广阔,值得长期合作,哪些客户需要果断拒绝。负责这一决策的瓦伦坦必须根据对方公司的市场前景和短期产品的商业价值来不停做出预测。
但也需要指出,瓦伦坦并非不善相人之术。1960年代他还在仙童半导体公司任销售经理时,就招聘了一批日后硅谷的风云人物。如AMD创始人杰里·桑德斯、Maxim创始人杰克·吉佛德和苹果公司首任CEO迈克·马库拉。
既然如此,瓦伦坦个人倾向的论述为何成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连续30年的风格取向?
根本而言,这是一种差异化努力。虽然所有风险投资者都会承认市场的重要性,但即使在美国,因关于市场状况的数据总是匮乏,多数人更愿意变换角度考察公司,而去回答那些看似重要的问题:技术是否独特?管理团队是否足够好?产品是否可以被专利化?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它们都只能为一个判断提供片面支持,而当投资者试图同时回答多个问题时,就很容易失去焦点。
比如,不乏有业内人士指出,比起投资雅虎和Google,更令人感到神奇的是红杉投资X.com。在多家投资公司同时看好X.com时,它突然经历了一次员工集体辞职,令其他投资商望而却步。但莫瑞茨未改初衷,并最终将其出售给eBay,大赚一笔。
在本刊就此次“火中取栗”之举询问莫瑞茨时,他最直接的回答是:“我们依旧相信该市场前景”。就其当时的判断,X.com开拓的电子支付市场是存在的,且拥有巨大发展空间。唯一的问题是,它与不过一街之隔的Paypal一直处在焦灼竞争之中,双方均消耗巨大。这就让它面临一个并不复杂的选择:不惜稀释股份将两家公司合并,获得此市场的领导地位。
“下注于赛道”的另一个理由是,天才创业者实则非常罕见。瓦伦坦曾表示,自己一生只见过两个拥有超人洞见的创业者:英特尔的罗伯特·诺伊斯和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即使如此,1977年乔布斯找到了瓦伦坦时,年仅22岁,只读过半年大学,爱打赤脚,形象仿佛胡志明,其经历和身份都很难以说服投资者。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雅虎这个项目上。雅虎创始人杨致远曾告诉本刊:“莫瑞茨关键的本领还是看人,当年我和费罗以及后来Google的两个创始人,还都是学生,我们自己都不会赌自己一定成功。”
但对红杉来说,这实则并不是个问题。莫瑞茨发现雅虎时,它还处在只有两个创始人的初创期,仅从两个人的天赋判断其未来成就几乎没有可能。也因此,这并不是莫瑞茨首要的考量要素。真正的问题,也是多数投资者困惑的是:如果雅虎上的全部信息都是免费的,它如何挣钱?
这最终依然取决于莫瑞茨对市场的判断。曾在《时代》周刊就职几年的他深知,广播和电视也是免费的,但它们仍能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也应是雅虎的未来。正是他将自己看到的未来传递给杨致远和大卫·费罗,让一个分类信息检索页面变成了门户网站,并最终成为首个网络上的媒体帝国。
当然,也并不是说,红杉全不在意创业者的品质。
如果审视一下红杉投资组合中的创始人阵容,不难发现,虽然红杉很少寻找那些“八面玲珑”、能够解决从技术到管理的各种问题的创业者,但它最成功的项目通常由特点互补的团队构建。比如思科的创始人是一对情侣,桑迪·勒纳是个极富攻击性、精明且意志强大的女科学家,而其男友林·博萨克性格开朗、喜欢放手管理,且有些理论主义。雅虎的杨致远外向、喜欢思考商业事务,费罗内向、专注于技术。而Google的拉里·佩奇喜欢思考事情是如何发生,谢尔盖·布林喜欢对既成事实进行改善……他们都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另一个人所能对公司做出的贡献。
而且,红杉几乎很少投资于那些有过巨大成功的创业者,而更愿意投资于那些有过挫败经历的创业者。在红杉看来,那些持续成功的人往往并不能客观认识成功的原因,很容易陷入个人英雄主义而忽视了大势、时机、他人以及运气因素。而那些失败过的人,如果依然渴望成功的话,能够更好地审视自己。比如1970年代末期的威尔夫·科瑞根,他曾在摩托罗拉有过极好的提升过程,但他前往仙童半导体的几年则极不顺利。当瓦伦坦再次遇见他时,他已经从错误中学习到了什么是无效的,这让他获得了红杉投资于其LSI Logic公司的机会。与此相反,当乔布斯被苹果扫地出门,创办NeXT公司时,红杉反而没有对他进行投资。仅仅因为,这是一家“以复仇为目的”的公司。
这就再次回到了“赛手与赛道”的关系这一问题。就像莫瑞茨玩笑所说:“从生存几率上判断,你愿意赌天才跳下悬崖,还是赌普通人从二层跳下去?”。
“没有下一个Google”
瓦伦坦曾经宣称,自从自己1959年去到硅谷,“没有什么是革命性的,全是进化”。就是说,所有技术进步都是相互呼应的,所以投资决策并非凭空而来。
一定程度而言,红杉的故事的确可以被简化为顺应技术进化下的连锁反应:投资苹果电脑后,会发现它需要存储设备和软件,于是红杉投资5英寸软盘业务Tandon公司和甲骨文,接下来便是将小范围内的电脑连接起来的以太网设备公司3Com,当以太网技术成熟,更广阔地域范围的电脑连接就势在必须,于是红杉找到了思科。而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成熟后,对雅虎、Paypal的投资就顺理成章。甚至,投资Google的最初想法是:至少它对雅虎的搜索引擎有所助益……
但本质问题在于:几乎所有风投公司都置身于科技流变之中,感受到宏观趋势变化并不困难,为什么是红杉频频抓住每次技术沿革中最优秀的公司?
因历史的偶然性,彻底回答这一问题的充分必要条件并无可能。但值得思考的是:红杉投资过程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首先,红杉并不顺应舆论营造的流行趋势。它很少附庸大公司们以大量资金打造的趋势,比如有线电视公司鼓噪的“交互电视”,也尽可能远离资本市场上的火热概念,如近年的纳米科技和P2P软件。
这种高度独立性在一些时候甚至显得过于冷酷。投资过甲骨文的瓦伦坦于近年公开否定拉里·埃利森提出的“软件业将被整合为几个大公司的天下”,却对小型软件公司的开放和创新表示赞许。曾因看到硬件外包潮流而投资于伟创力的莫瑞茨则无情指出,因为利润低、需要大量的市场推广预算、且需和零售巨头的自有品牌及亚洲的仿制品们肉搏,最近几年的热门投资概念之一消费电子产品是“大粪与泥潭”。
其次,红杉相信“思维模式迁转”(paradigm shift)下的小公司的机会。
在传统行业,“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并不多见,但在高科技领域,这却是主旋律。看看半导体行业,早在1960年代初,德州仪器已经规模巨大,但技术创新仍让仙童半导体迅速崛起,随后英特尔又超越了仙童。直到近年,长期的追随者AMD又在挑战英特尔的地位。
虽然行业的变迁发生得相当自然,但让某个个体坚持在潮流变换中持续自我更新,尤其是拒绝成功带来的束缚,则极为不易。
一个细节是,1967年瓦伦坦离开仙童前往国家半导体公司时,仙童的核心成员罗伯特·诺伊斯曾表示不解:“现在去办一家半导体公司太晚了。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我们已经做得够好了,还能做得更好。”对此,瓦伦坦的回答是:“我的命运就是继续前进。”到了1969年,诺伊斯前去创办英特尔时,瓦伦坦特意致电对方:“鲍伯,两年前你跟我说太晚了,为什么你现在又去办一家半导体公司?”
在红杉内,瓦伦坦和他的合伙人努力保持永不停止的自我更新。每当红杉在一家开时代之先的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都像电脑重启一般告别过去,重新寻找那些小的、未得到广泛认可的创新概念。
关于此,不妨参考Google之后,迈克尔·莫瑞茨的投资组合:博客公司Sugar Publishing、天气预报网站Weatherbug、一次性相机销售公司Pure Digital、服务于50岁以上人群的网站Eons、借记卡发行公司Greendot、在线游戏租赁服务公司Gamefly、网络通讯簿Plaxo、电子商务公司RedEnvelope和Zappos、旅游网站Kayak、手机游戏公司Digital Chocolate、用纳米技术制造下一代锂电池的A123、培训软件公司Saba和印度的商务流程外包服务商24/7 Customer。
所有这些公司都与流行的资本概念毫不沾边,而且,你几乎找不到它们与Google、雅虎这些成功案例的相似之处。对此,莫瑞茨表示,只要它们能够提供第一流的服务,就能获得巨大的用户群。而他没有多谈的是:所有这些公司,都拥有着广阔的提供增值服务的空间。
比如天气预报网站Weatherbug,它费心搭建了一个北美洲最完整的天气预报信息网络,如果这些信息能够让大量用户养成在这里了解天气的习惯,它就能提供与天气情况对应的每天的饮食、衣着、旅游等增值服务——这些内容,都可能成为广告销售源头。
这种刻意求新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此前的教训。莫瑞茨可能是最爱与他人分享失败经验的投资者,他经常提起,在1997年至1999年间,自己在Webvan投入5350万美元,这家公司试图改变物流运送体系,并用大量资金在全国大量铺设网点。这让其在技术领域声名鹊起,但粗放的管理让其在网络泡沫破灭后轰然破产。
这次失败加固了莫瑞茨自身的投资信念:只瞄准那些有丰厚利润率的企业、避开资金聚集的产业、决不小看改变用户行为的困难、在确定路径正确之前不去轻易尝试。最大的教训?华尔街准备投资成千上百万美元的领域,不是真正的目标所在。
而与华尔街的火热概念类似的是以前的成功经验。“没有下一个Google,就像没有下一个思科、下一个雅虎、下一个苹果、下一个英特尔、下一个微软一样”,莫瑞茨称,“公司各有不同,伟大的公司则有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意之道,有其自己的印记和标识。”
而在变化万千的市场中找到“伟大的公司”的方法,依然是回答最基本的问题:谁在意这个产品?人们会不会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比如对于风险投资公司,8年是一个周期——保持对这种产品的关注?几乎所有日后被证明伟大的投资,都能给这两个问题以惊喜答案。
(友情提示,本照片是香蕉同学亲自驱车前往拍摄)
“尊重规则”
到此为止,红杉的故事都以两个人为主角展开。这种讲述方式保证了叙述的效率,但也容易引起一种误解:仿佛红杉的成功是两个人的游戏。
如果和红杉中国区的合伙人有所交流,不难感受到,虽然瓦伦坦和莫瑞茨在外声名显赫,但在内部,他们只是美国20名合伙人中的两人。即使你强调说,他们是红杉的领袖,这一说法也会被校正为:红杉已经有两代投资者,第一代以唐·瓦伦坦和皮埃尔·莱蒙德(Pierre Lamond)为主导,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莫瑞茨和道格·莱昂内(Doug Leone)。
谁是皮埃尔·莱蒙德和道格·莱昂内?比起拥有一系列明星项目的瓦伦坦和莫瑞茨,他们所投资的项目名气并不算大。但这无碍于公司内部对两人的尊敬。
这正是红杉鲜少展露给外界的一面。除了依据一系列正确的方法努力走在潮流之前,让其保持竞争力的根本方式还是合伙人之间形成的互补、默契与共同成长。
形式上,这体现为两方面:其一,除了基金创始人唐·瓦伦坦,它还有5名1980年代加入的合伙人。这群占到总合伙人数量1/3的“资深人士”,相当于超过120年的红杉经验。其二,即使瓦伦坦或莫瑞茨,也不会滥用个人权威。正如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周逵表示,红杉给他最大的感受是:“这里非常尊重规则,虽然每个人都很成功,但它依然是个所有人都尊重规则的组织。”
“规则”,对于这家以创造力为收益源泉的公司而言,实则是个相当重要的词汇,但却也是外界最常忽略的。如果说其投资方法指向的是红杉选择什么,其规则,或说价值观,就明确了它放弃什么。
如在进入中国的问题上,红杉考察中国市场行之有年,考虑过收购、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但迟迟未做推进,主要原因就是不愿为利益牺牲价值观。而最终选择沈南鹏、张帆这对组合,也不止因为他们有过多么辉煌的投资履历,还因为双方能在一些基础价值上一拍即合。
这一最终促成中、美两支团队合作的关键因素,乍看来似乎有些空泛。“首先,成功不取决于我今天是否投资了Google,获得了多少回报。其次,红杉中国的成功甚至不是一期基金、两期基金的成功,而应该像红杉在美国一样,是个多年的发展平台。所以,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很强的投资基金的文化,不仅要扶植创业者,还必须让这个投资团队在运作中获得最大提升。”沈南鹏总结称。
但它是可以落实的。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杉中国的两个创业者都不能将全部精力放在寻找项目上,而是用大量时间与美国、中国的合伙人进行讨论,以及进行内部管理。一年以来,红杉中国每周的固定会议都有莫瑞茨等人电话参与。不过,给每个与会者印象深刻的是,即使莫瑞茨等美国合伙人总能犀利地提出问题,但他们并不去妨碍沈南鹏、张帆全权负责中国的投资决定。
“莫瑞茨对于我们,应该就像当初唐对他一样”,沈南鹏说。虽然在国内投资界已经获得相当高评价,他仍乐于接受这种“传承”——当记者向莫瑞茨询问刚加入红杉时如何寻找项目,他回答说:“红杉合伙人们不遗余力让我明白:在红杉里真正的成功不是我在最初的几年找到多少数额的投资项目,而是我对我的伙伴们提供了多少帮助”,而他自称早期的贡献就是“别犯太多错误,并认识到什么是我不懂的。”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就像瓦伦坦和莱蒙德、莫瑞茨和莱昂内,红杉中国也实行“双头制”——张帆曾是百度、空中网和分众传媒的投资者,沈南鹏则是携程、如家的联合创始人,并曾投资于分众传媒——这两个都曾有过卓越成绩的人,如何为长期合作奠定好基础?
这显然是个想象空间很大的话题:在中国投资界,“强强联手”实则并不多见。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张帆,他站起来,就此问题不间断地说了十分钟。
能让他们长期合作的另一个基础是:虽然两个人都属于国内商界“年轻得志”的代表,但他们的自我并不膨胀。沈南鹏是个天生的创业者,即使在投资银行时,他也并不盲目与同行争夺大单,而是找到了利润率更高、更适合其所在投行操作的垃圾债券。随后携程的创业经验,则让其切身体会在市场低潮时期的艰辛开拓过程。比沈年轻3岁的张帆则在20岁出头就经历过“挫折”,就读于清华仅两年,他就随家人迁居美国,没有大学学历,张帆先是进入一家医疗设备领域的创业公司担任底层技术人员,不久后该公司的失败,他也骤然失业。日后不断反思这段生活,让他能够更客观的判断问题。
“如果我们之前对此没有思考的话,红杉也不会对我们产生这么多的信任”,这是一个结论。而所谓的思考,是几种团队不和的可能,以及他和沈南鹏为何可以避免。
两个比较容易规避的可能性是:一,两个创始人一个很勤奋,另一个则很休闲;二,其中一人乐衷于公司政治。因为两个人目前的愿景是“建构帝国”,且均因工作狂而闻名,短期内产生巨大差异的可能并不大。
深层次的危险在于,两个人是否能在投资风格上达成一致?因其竞争力系于考察与判断,就要求共同决策的两个人,能够在推导结论的路径上有所默契。如果一个人非常细节,另一个人非常宏观,或者一个着重于看人,另一个着重于看商业模式,冲突就成为了必然。
至少目前为止,沈、张二人都保持着对另一方足够的信任。他们在2003年相识,在随后的2年里保持着对各种项目的讨论,并“对彼此的项目判断能力都印象深刻”。而他们似乎拥有着同样的思考方法,用张帆的话说:“能够在细节上有很好的观察,但能够退回到宏观层面上进行把握。”
即使如此,他们仍小心翼翼在流程上保持“平衡”。除了每周例行的会议,双方每看到一个具备一定投资可能的项目,都会即时跟对方电话沟通,听取反馈。这种一次次的即时讨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最终做出投资决策时的重大分歧。
甚至,他们可以替代彼此的角色。如关于众合保险这一项目,源于沈南鹏偶然从美林中国区主席刘二飞处听到,当晚他就与创业者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沟通,兴趣盎然。但他其时正在香港,推进项目的唯一方式是:让张帆在第二天前去与众合保险团队面谈。
最后的问题是:两个人分处不同创业公司的董事会,如果其中一人担任董事的公司成就明显好于另一个人,逐渐形成的心理落差是否会影响长期合作?
“每个决策都是我们一起决策的,如果有一家公司失败了,那也是我们共同的错,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错”,沈南鹏果断地回答。
破冰者
尽管红杉中国成立不过一年时间,判断其成就为时尚早,但今年春节以来,它接连投资的一系列项目仍令业内侧目。
一则,其投资组合显得颇为奇怪:既有时下主流的Web2.0网站,如MySpace、YouTube和Facebook这种美国Web 2.0成功范例的中国版本,也有一系列难于被归类、在美国红杉的投资组合中绝迹者,如蔬菜、保险、动画、彩票公司,甚至还有一些领域偏僻的小公司,如BitTorrent下载网站Bitcomet和移动搜索公司Gototel。
其次,一些关于其投资额的报道让红杉中国显得出手颇为慷慨,动辄以千万美元规模进行投资,这与美国红杉谨慎的投资倾向似乎颇为不符。
关于后者,红杉中国的团队可以轻易辩驳:从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的一年间,他们投资的十余个项目总额不过5000多万美元,甚至没有单一投资超过1000万。
较为难以解释的,是前一个问题:它似乎没有红杉美国投资组合的连贯感与线路感——这恰恰是红杉之所以是红杉的原因:即使有美国如此成功的范本,当它进入一个新市场,仍去挖掘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机会。
“1970年代看红杉,你也看不出来它的路径,但你30年后,反过来看,一切就很清晰。我们的也是这样”,张帆称。而沈南鹏的总结是,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寻找中国GDP增长下,个人消费提升所带来的新需求。因为美国的消费品市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成熟,红杉只能专注于科技发展,但在中国,除了技术变化,消费市场的发展本身也是巨大的机会。
这就强迫作为投资者的张、沈去考察那些概念上并不“性感”,但在具体领域内有所创新的破冰者(breakthrough)。
就此,早在创立携程之前,沈南鹏已经颇有留意。而携程、如家的成功则坚定了其理念:在中国好的项目并非一定要像Google、Skype般扮演“破坏者”(disrupter)角色,只要能创造性地对一个传统行业提供增值、改进,且其模式可以被广泛复制到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市场,就可创造巨大价值。而沈多年积累下的人际资源,就成为了红杉在此领域率先发现机会的突破口。
如保险中介公司众合保险的创始人郑磊,早在1999年就与尚在德意志银行工作的沈南鹏相识。当时郑磊在创立一家服务于证券市场的信息终端公司,因为对风险投资态度谨慎而未能及时融资,最终因资金问题创业失败。
随后,他仔细地观察了携程、国美的模式后,决定用同样的模式进军保险行业:像携程、国美一样,如果单一市场经营,它的经营效果会非常糟糕,但如果能将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扩大到全国范围,获得相对于保险公司较好的谈判能力,则能够获得规模效益。而在一个遍及全国的销售渠道被建立起来后,众合又能从车险业务延伸至财险和寿险。而且,与携程提供的机票、酒店预定不同,保险业务的成本更低。
能够最好判断其价值的投资者,莫过于沈南鹏。两人在电话中交谈未久,沈就得出结论:“这就是我要找的金融服务业的携程模式。”而两人多年的交谊让郑放弃了原本从三家投资商处融资的计划,选择由红杉单一投资。
在郑磊的预计中,公司在融资后第一年的利润即可达到300万美元,到3年后则能够获得3000万美元的利润,到时便可上市。
而2000年底超大农业上市以来,沈南鹏一直关注农业产业,特别是在2004年中国绿色食品上市后,沈相信,这个行业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一个版块:如果有新的改良型公司出现,上市并不成问题。
顺此思路,他找到了前超大农业高管、在农业领域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马承榕。虽然经常下到田地里工作的马承榕并未研究过所谓的携程模式,但他的利农集团有着同样的扩张思路:在高附加值但也难于种植的蔬菜领域,找到一套可以被普遍复制的生产管理模式,然后借助沃尔玛的渠道广泛销售出去。
构建这一模式并不容易:蔬菜的种植效果因地而异,而各地消费蔬菜的习惯也不相同。而且,管理种植蔬菜的农民,和管理写字楼中的白领需要截然不同的智慧。
但马承榕极有规划地将其“工业化生产”的准备工作分为三个层面:其一,通过大量试验,确保其蔬菜品种的领先。目前利农每年试验超过3000个品种的蔬菜,从中找出产量高、抗病性好、外观好以及能够辐射一个较大市场消费习惯的产品,成功率约为千分之一。其二,雇佣专业人员对每个城市的消费习惯进行研究,以了解每个月里哪些品种的蔬菜能够获得比较好的销量和销售价格。其三,成为沃尔玛的供应商,从福建市场开始塑造品牌。
目前为止,一切进展得尚算顺利。据称,整套规范将在2006年12月完成。如果能够顺利实行,将让今年收入30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数倍扩大。
虽然沈、张两人并无明确分工,但对于红杉在网络领域的投资,曾经扶助百度、空中网成长,专注于此领域长达5年的的张帆的风格就更有代表性。
比起红杉中国在消费领域风格独特的一系列投资,它在网络领域的特色似乎更难凸现:过去一年间,国内对于网络公司的投资颇多,但明显的赢家尚未出现。换个角度看,这一竞争环境中的投资效果,将更好显示红杉在美国的方法,是否能在中国被完全复制。
如果总结目前红杉对于网络业的投资,应该可以归结为两种考量:其一,寻找那些顺应市场潮流的需求,其二,与那些具备较为丰富经验和灵活性的团队合作。两个标准相结合,就为其投资的公司获得了比较大的变化空间——像莫瑞茨在美国所做的各种投资一样,只要产品本身具有较长期的市场价值,究竟用何种盈利方式并不是急需考虑的事情。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周鸿和齐向东创立的奇虎。虽然奇虎将自己定义为针对社区和博客的搜索引擎,但很难说它会坚持于一个模式不去改变。如果周鸿在3721的经历足以说明什么,那就是他非常善于以一个技术切入市场,在完善技术的同时根据行业变化调整商业模式。
这种品质在红杉的投资组合中似乎具有普遍感。无论业界争议较多的51.com的CEO庞升东、还是低调开拓细分市场的大众点评网创始人张涛,甚至在过去六年中一直饱受挫折、勉强维持公司生存的占座网创始团队,他们能获得投资,实则因为共同的特质:具备足够强大的信念,在某一个领域浸淫足够长时间,体验过失败与成功。而用张帆的说法总结,这就是蕴藏着厚积薄发能量的团队。
业内的一则逸闻是,某天沈南鹏与同样由创业者转型为投资者的田溯宁聊天,询问其忙碌程度。田说:“还好,比我在网通时要轻松一些。”沈的回答是:“那就不对了,应该比自己创业还忙。”目前,沈、张两人每天工作十余个小时,可谓强度极高。
这种工作状态甚至让他们的好友周鸿不解:“至少沈南鹏已经是中国前一百位富豪之一,他为什么这么勤奋,我也不懂。”
关于其动力的最合理解释,或许应该是张帆反复强调的:“现在是个建造帝国的时代,而我们则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家百年老店。”在红杉中国内部,张帆经常引用高盛集团传奇人物古斯·列维的名言:“We are greedy,but we are long term greedy”。虽然其中的greedy一词通常被译为“贪婪”,但高盛内部更看重这一词汇中“动力”意味——“我们有欲求,但我们是长远的欲求。”
鸡精与巴菲特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2005年进入证券行业的情形,同事之间有个自嘲,证券业的危险程度仅仅低于排雷工程兵。的确如此,市场非常非常冷,悲观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无法呼吸,迷茫徘徊让人找不到方向,有股民绝望中扬言要去炸掉证监会,证监会为此紧张了好长时间。营业部一些很不错的同事熬不住离开了公司,不断的有传出证券公司重组、托管、倒闭的消息,其中包括一些很大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内人心惶惶,大家都开始担忧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当时尝试着去给一些营业部的老客户打电话,介绍一些品质不错的投资基金,有客户反问:“鸡精,不是超市里就有卖的吗?怎么你们也开始卖鸡精了。”有些客户告诉我,他们永远也不会踏足证券市场了。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各种情形依然历历在目,有些事情很遗憾,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有些事情很夸张,夸张得有些搞笑。但这些都是事实,事实不应该被忘却。股票市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
现在总有些朋友问我大盘股指怎么走,什么时候调整,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就如同我刚到证券公司,总是很热衷一些
不久,听说巴菲特把自己财产的80%捐献给盖茨夫妇的基金会,50年以来,巴菲特一直住在奥马哈的一幢房子里,难以想象的是,巴菲特所居住的地区还被当地政府列为“有损市容”的地方。50年前他买房的价格是31500美元。2003年,当地评估师为这幢房子估值70万美元———不过巴菲特不同意,他觉得房子顶多差不多值50万美元。
他表示从未打算将自己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百万家产将使这一竞争变得不公平,我们应该努力保持机会平等。”巴菲特的成就与他的人生态度肯定有种必然联系。
股票市场的波动是一个社会的心电图,我们还处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大多数人宁愿去死也不愿去思考,许多人这样做了”,这是波特兰·罗素的一句名言。看看巴菲特对股票、对财富、对人生的态度,再回到市场上来,那么,我们是否要重新整理一下应该以什么样的学习态度进入市场呢?
复制巴菲特
和讯网-证券市场周刊

以2001年为分水岭,中国的私募机构形成了“南强北弱”的格局。北方的多数私募机构泥足深陷于A股市场,境况惨淡。而深圳的一些私募机构由于距离香港很近,视野所及,发现了优于A股的投资机会,因此转战香港股市。结果是,一方面避开了A股四年熊市;另一方面,其投资理念也在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化资本市场中得到了升华。
目前这些机构普遍完成了向价值投资的转变。一年来,随着A股一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和二级市场的回暖,这些私募机构纷纷回归A股。那么,他们是如何投资A股的呢?本刊11月初与三位私募基金经理对话价值投资的话题。

李驰领导的同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私募基金性质的公司,和他言必提及的巴菲特相比,无论是人和公司都很年轻,但15年的时间持续保持高增长,投资业绩可谓斐然。从出游西藏一个月归来后,李驰外貌上有了些变化,面目更加清瘦,并且留起了胡子,再加上他酷爱“奇装异服”,身着中式对襟唐装的李驰更像一个艺术家。而他恰恰是将投资当成一门艺术来看待,并对此倾注了极大热情。在11月2日下午的四个小时里,李驰侃侃而谈,给记者讲述了同威公司投资团队对价值投资的感悟和一些经典的案例。他讲话时语速很快,脸上焕发着光彩。
像巴菲特那样投资
巴菲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很早就发现了价值投资这个真理,然后坚持用一生来实践。世界上那些钱越来越多的富豪们,他们的投资不知不觉都走到一条道上了,就是买大的、好的公司的股票集中投资。李驰自觉现在他享受的是“快乐投资”的人生乐趣。
《证券市场周刊》:价值投资是当前的一个主题,许多人经历了各种尝试后,都转而接纳了这个理念。首先介绍一下你们的投资理念是如何向价值投资方向转变的?
李驰(深圳市同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如果一个人在市场上没有输过钱,他会自觉走上价值投资这条路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人都是在失败中成长,我们也是在市场中交了学费,最终感觉还是这样做最稳妥安全。价值投资的背后其实是一些最基本简单的公理,并不是谁独创或拥有,只是谁能应用得好的问题。
《证券市场周刊》:价值投资的方法很难掌握吗?
李驰:巴菲特在很多场合说过,学证券投资根本不需要上大学,投资其实就是对一些最基本的人生道理的认识,很容易掌握。可是巴菲特又说,大众从来没有过向价值投资靠拢的趋势。价值投资的方法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我们一开始没有刻意去模仿巴菲特,而是自己在摸索怎样投资成功的机会更大。后来发现和巴菲特本人、和其他做投资成功的人,想法基本一样,就是做任何一个投资,先不要考虑赢,先要考虑会不会输。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心态,做决策的时候只想赚钱,只要有这种心态的人,我感觉还没有入价值投资的门。
有几本书介绍巴菲特怎么做投资、怎么看市场。这些书其实也就阐明了两个观念,一是讲复利的时间价值,二是讲集中持股。概括起来就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在便宜的时候买进一个好公司,然后长期持有。巴菲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很早就发现了价值投资这个真理,然后坚持用一生来实践。
巴菲特在投资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定力。他要是有一天不严格按自己定下的铁律做,现在的身价可能一百亿都不到。复利的增长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好多人也知道应该怎么赚钱,但他们就是觉得那个太慢,总想投机一下赚一大把,之后再来做价值投资。
《证券市场周刊》:财富积累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李驰:我们发现世界上那些钱越来越多的富豪们,他们的投资不知不觉都走到一条道上了,就是买大的、好的公司的股票。巴菲特也曾经投了近百个股票,但如果把他最成功的十几个主要投资去掉之后就没有什么了。他最赚钱的还是可口可乐、吉利、华盛顿邮报、运通、富国银行等,就这六七个公司为他赚了近300亿美元。还有最近浮出水面的沙特王子阿勒瓦利德,他也投了很多股票,但最主要就是花旗银行这一笔投资让他成功的。他投资花旗银行,持有了将近16年。还有日本的首富系山英太郎,他的成功也是投资了几只日本证券市场的龙头股。这些人的做法不谋而合,超越市场的方法就是集中投资。
公募基金中也有一些成功的特例,像Legg Mason基金的基金经理比尔米勒,连续15年跑赢指数。他说如果不是契约的限制,他只会买三只股票。这说明他也是崇尚集中投资。但公募基金必须要做组合投资、配置,动不动就是几十只股票。有人研究说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是20世纪的一大骗局,我很赞同。一个人去卖鸡蛋,手上提20个篮子,每一个篮子放一个鸡蛋,那才是危险,万一拎不好都掉了;不如把一个篮子的提手做结实,可以装满满一篮子鸡蛋。我们公司每年从上千只股票中精选出2到3只进行投资,回报率都相当高。
同样的道理在实业界也一样,你去看看全球500强里有几个是搞多元化投资的,一百年来硕果仅存的几乎只有一个通用电气。万科专注做房地产,陈天桥就搞一个游戏,李彦宏就搞一个搜索软件,都很成功。就像巴菲特的集中投资一样,也就投了十几只大蓝筹,足以成就他的财富。反过来说有多少炒家能终成大赢家?
《证券市场周刊》: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接受价值投资?
李驰:我们觉得保险公司更容易做价值投资,因为他们是保本第一、赚钱第二,所以他们的选人、用人,估计都会用那种偏保守型的人,只有这种风格的人才才能被保险公司选上。实际上不知不觉大家都走到价值投资的路上了,跟巴菲特是同道的。而越是这样,长期而言承担的风险小,但回报率并不低。
做任何投资之前评估会不会输钱,而不是明天立即能赚多少,这一点是投资成功的关键。但是注重本金安全、不求快利需要一个平和的心态。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能保持持续的高收益率,就是由于我们公司管理团队有这样一种良好的平和心境。
《证券市场周刊》:中国股市的有效性还很低,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地方,难道只有价值投资一条路可以赚钱?
李驰:的确有多种赚钱的方式,但最适合我们走的路、或者说我们愿意走的是这条比较轻松的路,因为这是 “睡得着觉的投资”,是一条快乐而富有的路。做这种风格的资金管理者,我们可以去周游世界,而不必管每天是涨还是跌。至于其他方法,也许短期赚得更多,因为股市永远有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提供了很多赚快钱的机会。但是我感觉,真正能够持续地、有效地保持增长,还是价值投资这条路。
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巴菲特是价值投资的代表,索罗斯是利用市场缺陷投机的对冲基金的代表,两者的财富差距是很大的。索罗斯被大家奉若神明,但每隔几年他就有伤元气的时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索罗斯成功阻击英镑,可是同样的方法在东南亚就以失败告终。所以投机真的不敢说仗仗都赢,以投机的方法是很难持续几十年复利成长的。不像价值投资,一方面可以轻松愉快地工作生活,一方面财富还在不断积累。用真正价值投资这种方法,假设能严格执行,克服各种机制上的限制和人性弱点,找到好企业长期持有,自然会获得满意的回报。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找到便宜的好股票买进,然后可放心去周游世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公司高管每年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外旅游度假,原因很简单,投资是一项智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负担。
你看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出差到哪儿打电话要问的第一件事就是行情涨跌,这种生活渐渐离我们远去。那样赚钱太辛苦了,这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要的是“快乐投资”的境界。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充分体验并享受到这种“快乐投资”的人生乐趣。
《证券市场周刊》:你一直在提巴菲特,据你了解投资生涯之外的巴菲特是怎样一个人?
李驰:因为他的财富排到世界第二,所以才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但是后来发现他不像其他富豪那样有故事,他的故事很苍白,一栋房子,一架公务飞机,一两部车,结了两次婚,加上一堆汉堡,一箱可乐,就是全部人生了。也许财富的积累就是这样枯燥无味的吧。
做价值投资之余,其实是有很多时间的。因为你买一个股票,买对了之后,真的就没事好干了,你硬要干可能就输钱了。所以,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罗杰斯,他赚钱的数量可能无法跟索罗斯比,但他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很逍遥。我认识的许多做投资很成功的人,活得都挺潇洒轻松,只不过他们都很低调。
好的投资方法就是化繁为简
对李驰而言,投资的公理就是不输钱。看似简单,却不是人人可以做到,很多人就是因为缺乏耐心而失去了真正的机会。具体到分析公司的方法,李驰说需要计算的东西并不复杂,“小学水平就够了”财务分析也不必太多。
《证券市场周刊》:你对利用内幕消息赚钱怎么看?
李驰:巴菲特有一句话,你要想输多少钱你就听内幕消息吧。就算第一手的内幕消息也可能出问题。我们还是更喜欢靠自己的判断去投资。
投资有“道”跟“术”的区别。我觉得投资的目标应该不断向“道”的层面上靠,就是要取之有“道”。有人坐庄,跟不跟? 基金要建仓了,买不买? 有重大重组题材,炒不炒?所有这些都是“术”的层面,是个短期的涨跌过程。但是我讲的要预测5到10年的事是考验自己的眼光和判断,这才是“道”。一直在“术”的层面转悠很难有长足的进步。
《证券市场周刊》: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怎么办,只有放着现金吗?
李驰:没错,这就是价值投资的精髓。合适的价位总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出现。一是你相信不相信这句话,二是你有没有这个耐心。拿我们来说,2001年从B股市场出来以后,主要关注香港股票市场,我们几个为大家喝彩的、两三年回报几倍投资案例就完成在这期间。对A股市场就是在等机会。如果没有理解价值投资,这个等待就会很痛苦,要理解了才会有耐心,比匆匆忙忙操作套在里面好很多。机会永远存在,你要有这个耐心,把资金放在那里,等着大机会的出现。大部分人是做不到这一点。
我是学力学的,力学里只有几个公理,许多定理都是由公理演绎过来的。投资也类似,你掌握了愈基本的、愈简单的公理,你对世界的理解就越准确。巴菲特的两句话,就是他的“公理”,第一是不输钱;第二,记住第一条。“不输钱”就是保障投资成功的“公理”。不输钱是什么概念?是常胜将军。字面上看起来多么容易!可很多人觉得这太保守,会失去很多机会,不愿意等。但如果你从2001年等到去年底,随便买个万科、招行,就是一倍以上的回报。可如果当时你不等,就很可能深套在当年热门的概念股里面了。
当然,我们也漏掉了很多机会。市场上有太多的机会,但并不是所有的机会都能抓住,有的机会根本就无从把握。我们弄不懂就不投,只选择我们能看透的好公司来投资。
《证券市场周刊》:宏观方面的事情你们关心吗?
李驰:对宏观经济我们确实也关心,但是感觉跟具体投资目标的关系不大。比如像宏观调控对万科的影响,我们也研究过,是不是要回避一下风险。但是感觉到这个企业的成长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因为人民币升值、国际资本流入的大方向都不会变。也就轻易不会决策卖掉万科。
再有就是支撑这一轮牛市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人民币升值,而且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原来我们感觉跟韩国、中国台湾、日本还会有一些差异,可现在是越来越像了。尤其是地产股、金融股。你看看香港上市国内优质的产股的中国海外涨到多少钱了?这些地产股的波动基本上跟人民币汇率的曲线是吻合的。实际上我们公司在网站上几年前就大胆预测H股到8000点,今天是7620点(采访时间为11月2日,本刊11月23日定稿时已超过8500点)。当然巴菲特讲他从来不预测市场,这个跟价值投资没关系,属趋势投机。
未来股指上涨的一个最核心动因,就是要在A股市场里要不断供应绩优大盘股。你看今年几个超级航母推出之后,股指几乎是一路涨。现在是全球的资金往这里涌。从工行两地上市就知道了,资金绝对不成问题,指数一涨资金都不请自来。现在是加大大盘股供应的最好时机。银行、保险类最受外资青睐。其实这类股票才是最“确定性”的股票,展望十年二十年的持续增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证券市场周刊》:如何利用财务分析和研究报告?
李驰:假如这个企业确实好,你又是在不贵的时候买的,那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财务分析,想想这个公司值不值现在这个价钱,就行了。大多数企业看一下市值就知道不值那么多钱,以后也就不用太关注了,真正值得关注的好企业极少。我们相信自己化繁为简的能力,不用看很多报告的推荐文章,关键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公开信息很多,大家的差别不在于你能不能获取信息,而在于对信息的判断。事实上,我们是充分利用公开信息进行投资的。
《证券市场周刊》:进行价值投资是不是需要关注企业家的能力?
李驰: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好的企业,几十年如一日、甚至是“永恒生命”的企业。当然最好是一个各方面都优秀的人在管理,但理论上管好公司并不一定非要能力特强的人。从美国来说,公司成长性很大程度上靠系统而不是个人,巴菲特愿意投资这样的公司。中国的情况相对复杂,我们的投资确实考虑了一点中国特色。
在我们眼里,万科和招行都是到了可以长期持有的时候了。这两个公司已经到了什么人去做总经理都没有关系的地步。还有就是招商局、华润、中信,不管谁做老总,都不会影响这个公司的发展。这样就不必太介意人的因素了,它们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系统。
不好的系统是什么呢?就是家族式的管理、集权式管理,对于这类公司,你必须盯着这个老板,这个人变动了很可能这个公司就不行了。但是招行、万科都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很看重一个依靠制度来管理的成熟团队。
《证券市场周刊》:你所管理的资金有没有收益率方面的压力?
李驰:相对而言,私募基金这方面的压力比较小。我们非常注重和客户的沟通,只有认同我们理念的投资者才能成为我们的客户。一个不理解你的客户是很难持续跟着你的。因为如果要追求短期收益,我们没有任何优势,短期内就算胜过人家也只是运气。但就长期收益来看,我们的回报是相当可观的。多年赚钱的经历培养了我们独特的自信和从容,我们的投资已有了不会输的感觉。
投资于卓越的公司
只投在行业中处于第一位的优秀企业,这是目前李驰的投资思路,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好企业极少。在这种原则下,同威公司管理的资金去年就投资了万科(000002)、招商银行(
12.6,-0.44,-3.37%)(600036)等股票。现在的盈利已经非常可观,但不要忘记,其实大家几年前都有机会。
《证券市场周刊》:你们怎样选择股票?
李驰:如果要做出终身持有的投资决策,就必须发现卓越企业,或者叫几十年持续成长的企业。大家都说要找涨10倍的股票,我说首先你要找到未来10年赚钱能增长10倍的公司。今年赚1千万,明年增长20%就是1200万,连续10年呢?就是6200万了,买进卖出时股价都按10倍的PE算,股价要涨多少?6.2倍。如果到时候PE变20倍了,那就涨12.4倍。现在大家都讲确定性,这就是最确定的。通过公开信息,在不造假的假设下,基本上就能把一个好公司的未来预测得较准确,不用去读金融研究生,投资没那么复杂。
比如招行现在一年赚四五十个亿,年均增长个百分之二十几,按上面的算法,10年之后就能赚个三四百亿,假设招行不再增发,按30倍PE估值10年后股价自然能涨八九倍到100元。这个是不难预测的。招行的信用卡越发越多,开的网点越来越多,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管理水平越来越有提高,这都是看得见的。
我们现在的思路,是只投在行业中处于第一位的优秀企业,比如我们认为金蝶比用友优秀,赤湾比盐田港(
8.96,0.04,0.45%)优秀。第一是指综合竞争力,不一定是市场占有率第一。另外,就是在市场上找到明显便宜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眼光能看到它未来2到3年、甚至更长时间后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投资风格。
《证券市场周刊》:听说你们很早就投资了万科和招行,当时是怎么判断的?

李驰:“只投行业内的第一”是我们最重要的选股标准之一。当时我们决定投资时,只知道这些股票放在手里,过3到5年、甚至10年是会赚大钱的。买进的时候,考虑的是这些股票一年之内不会输钱,首先万科是地产股龙头,而且利润、持续性都是可以看清楚的。就算宏观调控,即使房价掉一点,通过销售数量的增加,增长还可以维持,甚至往上。另外全球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可能导致它的估值提升。还有就是华润当时发了一个行权价3.73元的认沽权证,当时股价就在3.8元左右,我觉得华润都愿意在这个价位去买,说明风险很小。万一跌了我们就卖给华润,几乎不输钱,往上涨全是利润。
讲到银行股,应该就是投资招行,它不是国内最大的银行,但成长性它是最好的,管理水平在中国银行(
3.6,-0.07,-1.91%)业中也是最优秀的。这些在公开的研究报告里都写了的,我们只是比市场大多数人先行一步相信这些报告而已。当大家还在玩“寻宝游戏”的时候,我们就以实际行动做“确定性”的投资了,在香港市场的投资经历对我们在国内的投资帮助很大,让我们的视野更宽广,看得更长远一点。
对招行和万科的投资我们就想到不会输,我们也没想到市场奖励我们的时间来得这么快。
《证券市场周刊》:有人说两三年内招行可以看到50元,这是不是太疯狂?
李驰:两三年到50元肯定是高估了。但以10年来看,我已经说过,80元也不算贵。
当然了,随着市场做多趋势的强化,一旦市场趋向认同,会像美国的“漂亮50”一样,许多好公司完全可能被炒到60倍PE甚至更高。如市场出现60倍PE的蓝筹股估值,两三年内招行到50元也是可能的。
我们假设今年招行赚58亿元,(因为招行已经承诺不低于55亿元,一般香港上市公司对第一年盈利预测是留有一定余地的),未来两年年均增长35%(银行今年平均增长30%,龙头应更高些),则2008年盈利为105亿元,60倍PE则市值为6300亿元,除以总股本147亿股,则每股达43元。不就离50元不远了!牛市里面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什么叫疯狂?当初香港上市的联想,金融风暴后从2元涨到16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疯狂,谁会想到在2000年股价就涨到每股整整70元。就两年多就翻了35倍!
当然这都不是价值投资研究的问题,这是趋势投机。讲投机现在就应该大胆地买,因为还有三四倍空间,但这也可能是“空中楼阁”。对于这样的品种,我们在很低的时候发现了,大胆买、多多买。现在我也不卖,也许可以等到40元的时候。但我自己肯定不会在这个价位再做投机性买入了,我们现在已发现有许多更好的机会。
《证券市场周刊》:请介绍一下你们过去几年一些经典的投资案例,如重仓投资赤湾B股、骏威、金蝶等的投资决策。
李驰:其实道理和过程都很简单。赤湾是招商局很早就投资在深圳西部的码头,骏威就是半个广州本田,金蝶是中国最优秀的软件公司。它们都是盈利很好的公司,我们只是在认为便宜的时候买入了。股价短期的涨涨跌跌我们根本不计较,也明白我们没有能力去把握市场的涨与跌。我们只是做一个长线理性的抉择,按照这个思路,有一天当你最终卖掉这个股票的时候,你会发现赚大钱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耐心。
就金蝶的投资来说,如果我们是公募基金经理早就下课了,去年4月它跌到一元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休息日”,老板是不会给你机会等到今天的(现在金蝶的股价是4元左右)。所以,我们对自己的风格和可能产生的结果非常清楚。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想得太长远,难觅知音。
《证券市场周刊》:这么长时间的投资,可能会经历很大的市场波动,你觉得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驰:市场的波动其实根源于人性,对人性的理解和利用,是另一种赚钱的方法。就拿股市在荷兰诞生之后的这400年来说,人的贪婪和恐惧没有任何变化,都是看见跌就害怕、看见涨就蠢蠢欲动,过几年就一个轮回。这400年来的市场波动其实很简单,就是画两条PE区间线,低的时候是十倍甚至几倍的PE,高的时候30倍到60倍的PE,400年如一日,永远在这两条线之间波动。你掌握了这个规律,再加上足够的耐心,就可以赚大钱。400年的波动规律给机会让你发财,只不过每次高低会有一点不同。你在赚钱后卖了,再涨一些,都没关系。除非是神仙,不可能卖到最高点。你只要在高PE区间卖掉都对,然后就一个字“等”,当然这个等的时间是很长的,要耐得住寂寞。
总的来说,就是以投资的心态买入好公司股票。只想买的时候10倍PE,卖的时候也是10倍PE,但是如果到卖出那年公司业绩翻番了,那时候10倍PE卖我就赚一倍了。但是市场疯狂起来,也可能卖到30倍PE,结果就赚了五倍。我们很多投资都是这样,当初买的时候只要求不输,有分红就行,并没想着要赚多少,结果以这种心态买的股票往往都赚很多。因为卖的时候市场的平均PE变高了,热闹的牛市额外给了我们“加餐”。
《证券市场周刊》:具体来说最近几年股市的趋势应该怎样做?
李驰:我自己对牛市熊市以PE来定义,牛市就是市场平均PE不断变大的过程;熊市就是平均PE不断变小的过程。照现在的趋势看,牛市是应该可以延续到2008年的,到时候市场平均PE也是可能达到30倍到60倍之间的。因为有奥运这个大概念,全球资本绝不会袖手旁观错过这次正宗中国概念的“夜宴”。1997年香港回归这个中国概念还不算正宗,但市场当时已极度疯狂。
一般来说,牛市总也有个两三年时间,这个过程中市场平均PE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正好给低价买进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卖点。当然这不算是价值投资研究的范畴,而是利用市场趋势来赚钱。
《证券市场周刊》:听起来你的投资理念似乎并不复杂,是因为有很好的市场感觉吗?
李驰:投资更像一门艺术,靠的是眼光和悟性。要说有理论也就是一个不成学科的“格栅理论”。这个词是芒格创造的,就是天文地理、鸡毛蒜皮啥都摸摸,然后融会贯通,从这里面悟到应该怎么做。掌握市场的拐点很难,但是有一句话是对的,热闹的时候卖出、冷清的时候买进永远不错。另外多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也对培养市场感觉有帮助。
《证券市场周刊》:谈谈你们的财富观吧。
李驰:芒格说,人生不要把自己撑得太满,撑太满是要破的,意思就是说,把目标定得太高,什么时候你都会觉得不知足。当你把目标降低的时候,你会很快乐,这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的投资观。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输,赚个几倍还不满意吗?钱是赚不完的。中国有一句话叫“知足者常乐”,我们就算是财富知足者吧。
李驰
同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EasternAssetmanagementCo.Ltd.是跨区域性的国际资本管理公司,其资产管理业务主要是投资于国内及国际证券市场。公司成立于1999年,目前注册资本1000万元,主要股东是韩涛和李驰,李驰目前是同威的董事总经理。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李驰很早就来到深圳,先后任职于宝安集团,深业集团,香港浩东国际财务投资有限公司。具有13年国内证券市场和10年香港股市的投资经历。见证多起海内外证券市场的风风雨雨,李驰自信这是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18.57,-0.17,-0.91%)开始,到现在,企业增长了10倍,你投1000万元现在是1.1亿元。

12.6,-0.44,-3.37%),当然还有但斌的最爱——茅台。
15.25,0.62,4.24%),英国人喝茅台,都有可能。
新同方投资公司的办公区域的设计,融合了中国庭院风格,整个空间错落有致。坐在电脑前的员工每天面对瞬息万变的股票市场,也享受着中国式的建筑元素的闲逸,正如刘迅的淡定从容和易于接近。 在刘迅的办公室中挂着几幅摄影作品,“这是我在新疆拍的。”刘迅说。在来公司的路上,记者已经迅速和他攀上了老乡(都是北京人),于是后面的谈话得以在愉快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在讲述投资方法的过程中,刘迅反复强调团队的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团队管理的投资模式 刘迅说自己不足够聪明,显然是过于谦虚了。不过,管理众多资产的确实不是他一人,而是一个分工明确、各展所长的团队。刘迅特别谈到了公司的体制优势——成本的控制和激励机制的设计,他相信公司的寿命长过任何一个个人。 《证券市场周刊》:许多人做投资都有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你们怎么会选择基本分析策略呢? 刘迅(深圳市新同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先我们是把投资当做一个长远的事业来做,希望我们公司的寿命比自己的寿命要长。我们分析过很多策略,最有效的能够战胜市场的当然是内幕信息策略。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离内幕信息比较远,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去打听消息,这样就把投资策略建立在利用公开信息上这样一个出发点。刚开始我们一进市场也是技术派,觉得这个最容易上手,但是实际做下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么被市场教训了以后,重新审视立场,自然就走向基本分析了。我们觉得,上市公司产生的收益才是投资收益的真正来源。 接触香港市场是一个转折点。我们是2001年开始关注香港市场,对我们来说,那是向价值投资方向去努力的一个转折点。因为2001年国有股减持,A股市场撑不住了,就要寻找新的机会,也就看到了香港市场。通过对香港市场几年的投资我们得到了一次升华。去年开始重视国内市场。对我们来说,对价值的认识总是不断提高的。现在和前两年相比看一家企业的眼光又不一样。我们会努力向价值投资的方向走,也还需要再积累。 《证券市场周刊》:你一直强调团队,现在公司的架构是什么样的? 刘迅:我们这个核心团队由几个清华86级和一个北大87级的同学组成,各有侧重,大家从92、93年就认识,互相都很熟悉。1998年长城财务在北京西直门有一个营业部,我是那儿的副经理。然后说再搞一个营业部,就把我派到深圳。最终财务公司不再让搞营业部了,我们索性就自己干,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投资是需要把大家的长处集中在一起,我们这里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特点,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我们有一个内部的工作平台,每天的工作都反映在上面。大家通过平台进行交流,包括每个行业收集到一些比较好的信息,还有相关公司,就放进来。这个平台还在不断完善。除了信息交流,工作流程和风险控制也里面。 我们还有一套风险管理体制,也在不断改善,哪些要求不合理了,哪些地方还没考虑周到,要做成一件事情,各个方面都要圆满;要把事情办砸,只要出一个漏洞可能就行了。所以我们希望把投资做得更圆满一些,不要出现太大的风险跟漏洞。赚钱的模式可以不一样,但如果要持续赚钱的话,风险控制一定要完备。经过一番潮起潮落以后,你还能把投资长期做下去的话,不完善是不可能的。 《证券市场周刊》:具体你们怎样选择投资品种? 刘迅:我们先对公司做盈利预测,然后做估值,同时也要分析公司的商业模式能不能持续。在我们投资的这个阶段当中,比如3年以内,公司商业模式有没有一些风险,财务上、公司治理上有没有风险。在没有这些风险的情况下估值,最悲观会怎么样,最乐观会怎么样,判断一下风险收益比,合理的话就进行投资。不会单单考虑增长率,因为存在增长的陷阱。比如,找到一家高增长的公司,大家都很兴奋,都愿意买,认为还能增长多少,一旦落空,市场表现会很恶劣。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选择风险收益比合理的公司。我觉得投资价值的核心是要“占便宜”,我们要找便宜的东西。 在1400家公司中,先要找到我们有能力了解、有信心去持有的一些公司,然后进行分析。我们对放到投资组合里面的公司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有价值创造的能力,实际上真正有创造价值能力的公司并不多。 对于目标公司我们一般都要去调研,我就是专门看公司的。大家也分了几个研究方向,有人做财务分析,专门做财务模型来跟目标公司的竞争对手做比较;还要做业务模式的研究;还有的研究公司历史,看这个公司以前治理结构怎么样,这个老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文化,现在能不能保持。大家的意见综合在一起,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然后沟通思路,看看彼此了解的情况是不是能对起来。还有一些大行的报告也参考,我们希望能够看得多一点,因为在研究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需要学习别人。另外,就是跟踪他们有没有独特的见解,事实上有独特见解的报告并不多。 目标公司要进股票池还要经过一个投票系统,一人一票,超过半数才可以进股票池;不到半数就要开会,大家讨论,你为什么认为风险高,把理由讲清楚,最后可能你的认识不对。这是我们的一套方式,因为每个人能力都是有限的,你可能关注的还是一些侧面,有这么多智慧集中在一起比较全面。 《证券市场周刊》:有些人提倡选择少量股票长期持有,你对集中投资怎么看? 刘迅: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那么聪明。虽然我们也希望找到买来就不用操心的那种公司,但是以我们的视野和对行业的认识还不足以下这种决心。而且多数目标股票都是十几倍的市盈率,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是绝对便宜,这样集中在几家公司上还是有危险。所以我们做的还是分散投资,我们的股票池分三级,第一级推荐的有30家公司。这些是觉得有比较强的看点,可以吸引你去观察和了解的公司,核心是这些公司在创造价值。 《证券市场周刊》:你们的运作模式跟公募基金差不多,但你们的研究力量等各方面并不具备优势,靠什么来取得高收益? 刘迅:抛开个人的能力,机制上也有优势。我们公司管理自有资金,不用做宣传,运作上可以合理地控制成本,同时设计好激励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管自己的钱,还是管别人的钱,成本是不同的。 当然也不能没有公募基金,但是事情总是矛盾的,很多资金收益上要求跟指数差到不多就行了,你也只能追求这样的结果。公募基金受很多约束,我们觉得主要是为了管理道德风险,毕竟是管理别人的钱。 最好能在平淡的时候赚钱 刘迅不会强调他在股市最疯狂的时候有多少盈利,他更希望在平稳中获得不错的收益,即使只是20%。实际上,如果能长久保持这个收益率水平,那将是一个可观的成绩。刘迅不会只看眼前,就像当年买入茅台和伊 利,到现在才能检验出把握投资的能力。 《证券市场周刊》:所有的投资者都在寻找好公司,赚钱的公司,你是怎么看的? 刘迅:我是这么看公司运营这件事,最初级的层面就是整个行业赚钱,一个行业兴起了,然后所有人都赚钱;第二个层次是其中有些公司有人比较聪明,他有一些独特创新的地方,他能战胜行业的波动,那么这个人在公司里起决定作用,赚钱了;再往上一层,公司有一套制度,这个制度能够激励和约束大家,靠制度来鼓励公司赚钱,防止公司冒不该承担的风险;到最高层面讲的应该是文化,不认同这个文化的人就进不来。因为制度总不完善,可能有一些漏洞,公司里老有人想钻漏洞也不行,必须大家认同一种文化。比如万科就已经接近文化这个层面了,不是万科那种类型的人进不去,或者进去以后很难受。任何一个优秀公司都想达到最高的那个层次。 《证券市场周刊》:对万科、招行怎么看? 刘迅:我们觉得万科市场影响力很大,所有基金都有,它是一个标杆。我们买了招行,但是觉得现在这个价格也不是一个很安全的价格。汇丰也有到过0.6倍PB的时候。尽管我们觉得万科的估值并不高,但买这种公司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当然,市场往往有疯狂的时候,但是你怎么能希望很多人都疯狂呢?我觉得在平淡的时候就能赚钱是最好的。在市场没有太大波动的时候,有20%的收益就很好了。 我刚做股票的时候也很容易头脑发热,看了一篇文章,就希望马上开市。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那都是心理的波动,实际上市场总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机会。中国股市效率这么低,机会有的是,不必在乎一朝一夕。我们前年重仓的茅台、伊 利,现在看,茅台的盈利有点超过市场预期,伊 利的盈利被预测得很准,它们的基本素质没有大的变化。这样的股票大家并非没有意识到,但大部分人还是只顾眼前最热的,喜欢炒。我们只要认识的远一点就可以获得收益,这不复杂。 《证券市场周刊》:你们投资的领域不局限在A股,谈一谈你们在香港的投资吧? 刘迅:刚去香港,一开始就做新股,甚至有一些国内大券商推荐保证收益的品种,我们也试一下,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栽跟头以后我们觉得一定要了解市场,要知道对手是些什么人。了解对手了以后,再考虑我们有什么优势。结果发现香港市场60%以上都是海外大资金,有他们的理念。首先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理念;第二,跟他们比,我们在中石化、中石油这些大公司的投资上没有优势,人家可以打电话到中石油了解最新的情况,对他是很轻松的事,可我们做不到。这样我们就在小点的公司里找,结果发现了同仁堂( 《证券市场周刊》:你怎么看待财富? 刘迅:有了财富首先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财务上自由了,可以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是聚集财富只是一个方面,最后还要把财富还给社会。像投资股票,你聚集财富的时候促进了社会的效率,要是散出去的时候也能促进社会效率,就更完美了。真正有道德感的是那些付出比索取要多的人。社会的进步是来源于奉献,而不是来源于单纯的财富积累。有得到,有付出,这是平衡的。人要追求一个平衡的状态,最后平衡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看到一本书,说实际上赚钱的欲望不是人性,而是一种动物性带来的。我觉得有企图心、竞争能力强的人,才有可能在这个商业社会赚到钱。但是要想持久地积累财富,将财富用好,又必须向人性转化。你看华为,很久以来一直提倡“狼性”,现在也不提了,因为他发现“狼性”实际上对他自己是有伤害的。任何一个事情极端化都不好,都需要一些平衡。 《证券市场周刊》:平时有什么爱好? 刘迅:我喜欢出去旅游,拍一些照片。我一直对美术很感兴趣,觉得能把很一般的景象画得非常细致和优美,这挺吸引我的,有时候会买一些画送给朋友或者和朋友一起欣赏。现在到一个城市调研,我比较喜欢去博物馆、美术馆,喜欢看画。有时候听音乐也会感动,觉得人生应该多一些这样美好的东西。自己也希望能创造一些美好的感觉出来。 刘迅 深圳市新同方投资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股票及与其相关领域的投资策划,涉及中国大陆的A股市场、B股市场及香港股票市场。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的刘迅,1991年开始从事证券投资,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长城财务公司。7年后,刘迅开始与同学一起创立新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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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成长股?怎样发掘成长股?
最近冷眼在南洋商报和我们分享他的多年投资经验,那就是“反向成长”。它的意思就是:“选时要反向,选股要成长。”
可见成长股在投资组合里的重要性。
但是怎样发掘成长股呢?
在还没有回答这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鉴定一下,怎样的股才可算成长股?
什么是成长股?顾名思义,有成长的公司就是成长股。这题目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很复杂的。让我举些例子:
第一个例子:
一间公司十年前的资金是20million,今天的资金是200million,它是不是成长股?
答:表面看起来它的资金从20million增加到200million是有增长了180million。但是还得看它所增加的资金是从何而来才可下定论。如果增加的资金是从附加股而来,它不算成长股。如果是赚回来的就算成长股。
第二个例子:
科技资源(TRI)经营的行业是大家公认成长最快的流动电话,英美烟草(BAT)经营的行业是香烟。请问那一间才是成长股?
答:BAT过去三年的平均资金回酬(ROE)是1.31零吉,而TRI是负0.40零吉。所以BAT才是成长股。
这样子的解释法很多人都不能明白,让我再用简单的方法来解释:
BAT在过去三年,平均每1零吉的资金每年可以赚1.31零吉,而TRI的每1零吉资金每年却要亏0.40零吉。所以BAT才是成长股,TRI却是负成长股。
第三个例子:
A,B两间公司的资金都是100million,A公司每年赚20million而B公司每年赚10million。如果他们每年都不发股息,过了10年那一间才是高成长的公司?
答:当然是A公司。过了10年A公司的资金是300million,而B公司的资金只有200million。所以和B公司比较,A公司就是高成长的公司。
第四个例子:
C,D两间公司的资金都是100million。C公司每年赚20million而D公司每年赚10million。C公司每年都把赚来的钱当做股息分发给股东,而D公司从来都不发股息,过了十年,两间公司比较起来,那一间才是高成长的公司?
答:十年后,D公司的资金是200million,而C公司的资金还是100million,虽然D公司比较大,但是C公司才算高成长的公司。这十年里C公司的资金虽然一样,但是它的股东却已经获得200million的股息,他们可以利用这股息再投资。(C公司本身没有成长,它的股东却可成长。)
那么我们怎样发掘成长股呢?
我是用ROE来发掘成长股。ROE的中文译名是“资金回酬”。
每股净利EPS除以每股净资产NTA,就是资金回酬ROE。
每只股票都可算出它的ROE,ROE越高的股票就是越好的成长股。
(但是用ROE不能只看1年,最好是看3年平均或5年平均。)
注:
ROE = Return On Equity
EPS divides by NTA = ROE
EPS = Earning Per Share
NTA = Net Tangible Asset
可能你会觉得ROE很难明白,我再用简单的语文来解释:
ROE=0.20就是说1.00零吉的资金每年能赚0.20零吉。 ROE=0.50就是说1.00零吉的资金每年能赚0.50零吉。 所以ROE越高就是越好的股票。
让我在举个例子:
大众银行2000年的每股净利EPS是0.30零吉,而它的每股净资产NTA是1.82零吉。请问它的资金回酬ROE是多少?
答:0.30除以1.82=0.16,所以它的ROE就是0.16。换言之,在2000年,大众银行每1零吉的资金可以赚0.16零吉。(或每年16%的回酬)
不要小看这0.16的ROE,只要五年它就能使1零吉变成2零吉或开1个番。
详解如下:
1.00 + 16% = 1.16
1.16 + 16% = 1.35
1.35 + 16% = 1.56
1.56 + 16% = 1.81
1.81 + 16% = 2.10
总结:
1) 经营高成长的行业不一定就是成长股。
2) 通过合并成长的公司不能算真正的成长股。(公司成长,股东没有成长)
3) 通过发附加股成长的公司也不能算真正的成长股。(公司成长,股东没有成长)
4) 通过公司本身的赚钱能力而成长的公司才是真正的成长股。
5) ROE高的股票就是高成长股。
6) ROE低的股票就是低成长股。
7) 公司每年都把赚来的钱分发给股东,造成公司本身没有成长,这类股票也算成长股。(公司没有成长,股东却可成长。)
美林证券标准化财务选股体系初探
每一家全球顶级金融信息服务商和投资机构在过去10年间都开发出对内和对外的财务分析和股票估值自动化软件及数据库,大大降低了投资者与研究人员的工作强度,使用者几乎可以在瞬间计算并挑出符合设定标准的公司和股票,在此基础上投资决策制定效率得到显著提升。这些财务分析和选股体系的理论基础大同小异,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其选择的分析指标也是投资决策过程中必用的核心指标,这种标准化体系的突破在于应用计算机技术实现了自动化和快捷的数据库查询、比较。对于国内刚刚开始采用正规投资方法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在获得和使用这种投资利器之前,第一步显然是先要了解原理看说明书。
在对比几家国际顶级投资机构开发的标准化财务分析和估值体系后,这里选择在结构和思路上都易于理解的美林证券版本介绍给国内投资者。美林证券的这套提供给客户的选股工具软件(服务商标为iQmethod,05年最后更新)从数百个财务指标中挑出16项核心指标,并将其再划分为3大类 – 经营表现、盈利质量和估值,据此来框定一支股票的投资价值。以下即对这3大类16项指标做一些初步普及(为便于国内投资者直接使用一些指标已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经营表现类
1 资本利用回报率(ROCE)= ((营业利润 + 投资收益)×(1 – 所得税率))÷ (总资产 –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ROCE是使用最广泛的衡量公司所有财务资源使用效率的核心指标,用于反映股东和债权人投给公司的资本创造了多少利润,它又可以分解为利润率 ×资产周转率,所以出众的ROCE指标需要公司实现优秀且增长的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在计算得出ROCE后,如果该值大于资本成本(WACC),就说明公司在创造经济价值,否则,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就在受损,不如投到其它领域划算。
2 净资产收益率(ROE)= 净利润÷股东权益
ROE是具体衡量股东投入的资本回报指标,也是ROCE的组成部分。ROE和估值指标市盈率(PE)与市净率(PB)关系密切,事实上,PB就等于ROE×PE,这三项因素的变动都会直接影响估值(股价)。例如,如果公司股票的PB处于行业平均水平,如果想让股价上涨,若PE不变的话,公司就必须实现ROE的增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公司有意通过不合理的手段,如大额撇账来压低股东权益来实现ROE的增长,在投资者察觉后会相应下调PE倍数来反映其有水分的ROE增长。所以,不仅要看ROE是否增长,还要看其质量如何,才能确认股价上涨是否合理。
3 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 ÷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率可以反映公司的定价权和成本控制能力。如果想让利润率提升,公司要么具备很强的定价权,可以提升售价,要么通过消减成本,或者同时发力。所以,在一个行业里营业利润率出众的公司通常是拥有定价权和成本控制实力的龙头优势企业,其股票估值水平也会高于同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公司可能会通过改变折旧政策来使得营业利润率失去可比性,这时可用EBITDA利润率来复核。
4 每股收益(EPS)增长率 =从上一年度到未来5年的EPS复合增长率
该指标反映中期业绩增长预期,是许多估值指标如PE、PEG等的驱动力量。通过杜邦比率分析来看,EPS增长率自身的驱动因素包括资本性开支(CAPEX)、资产周转率、营业利润率、净负债比率和股息分配率,EPS若想增长前三项因素也必需增长,而后两项因素只有下降才能驱动EPS增长。需要注意的是,EPS增长率在公司扭亏为盈和由盈转亏或起始年度EPS极低的时候会失去指导意义。
5 自由现金流(FCF)=经营性现金流 – 资本性开支
FCF好比是一个人的工资在减去所有开支后结余下来的部分,公司可以用FCF来发放股利、回购股票,或进行其它投资。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希望这些“闲钱”越多越好,所以,投资者非常看重公司FCF的生成和增长能力。
盈利质量类别
6 利润变现比率= 经营性现金流 ÷ 净利润
权责发生制的记账方法使得净利润并不代表公司实际赚到的真金白银,事实上,有很多账面上的利润最终无法成为可供股东分配和扩大再生产的现金,利润变现比率就是衡量有多少账面利润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流,显然,长期来看该比率越接近100%越好。
7 资产重置比率 = 资本性开支 ÷ 折旧
如果该比率低于1,说明公司固定资产在缩水,既每年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低于折旧,导致固定资产净值的下降,这种状况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利润率和自由现金流等盈利指标,但基本是无法持续的,大多数行业公司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不断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资产重置比率也是判断商业周期的重要指标,如果一个行业长期投资不足,且产能利用率接近饱和,通常预示着一轮景气周期的到来。
8 实际所得税率= 所得税 ÷税前利润
公司都在想方设法获得所得税率的优惠或通过各种办法避税,但投资者要警惕的是,如果公司实际所得税率明显低于同行,将会对未来业绩埋下负面隐患,低所得税率是难以持久的,而所得税率的变动又会直接影响到EPS和一系列估值指标,因此是分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9 净负债比率 =(长短期借款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股东权益
净负债率是使用最广泛的衡量财务杠杆使用效率的指标。虽然投资者都偏向喜欢低资产负债率的公司,但究竟具体公司的净负债率是否合理还要结合利息覆盖率、自由现金流和ROCE来综合判断。
10 利息覆盖率 =(营业利润 – 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这基本上是一个风险提示指标,特别是在公司净利业绩低谷,自由现金流脆弱的时期更为关键,它可以说明公司是否还有能力支付利息以避免偿债风险,以及是否还有融资能力来扭转困境,显然,该比率低于1公司情况就已经很危急了。
估值类别
11 市盈率(PE)= 股价÷每股收益
PE是使用最广泛和有效的估值指标。PE的绝对值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低的PE不能证明股价低估,同样高PE也不能说明股价高估,PE是否合理只有通过和同行业公司股票对比和与历史PE波动周期对比才能得出结论。
12 市净率(PB)= 股价÷每股净资产
和PE用法相同,一个相对高的PB倍数反映投资者预期较高的回报,反之亦然。PB又等于PE×ROE,所以,在从同一板块中挑选PB被低估的股票时会采用PB和ROE的的矩阵,那些ROE很高而PB又相对较低的股票最吸引人。
13 股息率 =股息 ÷ 股价
投资股票获取的回报一是来自于资本增值,既股价的上涨,二就是来自于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股息率通常在挑选成熟行业的收益型股票时和在熊市时是关键的估值指标。
14 自由现金流收益率 =每股自由现金流 ÷ 股价
股息是公司实际分配给股东的现金收益,而自由现金流就是潜在的可分配现金收益。如果自由现金流收益率长期明显高出股息率,就会有故事要发生,公司要么会加大股利分配力度,要么用来投资或扩大再生产,不论怎样,股价都有上涨动力。
15 EV/EBITDA =(市值 + 净负债 + 少数股东损益)÷ EBITDA
EV/EBITDA估值指标主要用在现金流可预测性较强的成熟行业里,此外也是公司并购时的决定性估值指标。
16 EV/销售额 =(市值 + 净负债 + 少数股东损益)÷主营业务收入
这是一个衡量公司规模的估值指标,反映销售收入对应的企业价值倍数。该指标很少独立作为唯一的估值标准,但在并购和公司业务对整个经济增长依赖度很高的情况下则非常适用。
以上这16项核心财务和估值指标不只在美林证券,在整个证券市场都是投资者挑选股票最常用、最关键的考量因素,但目前在国内,即便是专业机构的投资和分析人员也没有大规模熟练掌握和使用,对于个人投资者,更是依赖主观定性预期来做股票,对股价的贵贱与否还没有完全了解。现在是告别靠拍脑袋做决定的时候了,如果不想把赚钱的机会让给美林这些境外投资者,就要去学会他们的方法,更根本的是,这些方法指向真理。